苏东坡全集 正文·卷四十八·策断三首

策断上

二虏为中国患，至深远也。

天下谋臣猛将，豪杰之士，欲有所逞于西北者，久矣。

闻之兵法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向者，臣愚以为西北难有可胜之形，而中国未有不可胜之备，故尝窃以为可特设一官，使独任其责，而执政之臣，得以专治内事。

苟天下之弊，莫不尽去，纪纲修明，食足而兵强，百姓乐业，知爱其君，卓然有不可胜之备。

如此，则臣固将备论而极言之。

夫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

天下将亡，其发必有门。

圣人者，唯知其门而塞之。

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无道不与焉。

盖有以诸侯强逼而至于亡者，周、唐是也。

有以匹夫横行而至于亡者，秦是也。

有以大臣执权而至于亡者，汉、魏是也。

有以蛮夷内侵而至于亡者，二晋是也。

"司马氏、石氏。 "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门而塞之，则至于今可以不废。

惟其讳亡而不为之备，或备之而不得其门，故祸发而不救。

夫天子之势，蟠于天下而结于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溃之。

其窥之甚难，其取之甚密，旷日持久，然后可得而间，盖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

是故圣人必于其全安甚盛之时，而塞其所由亡之门。

盖臣以为当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

西戎、北狄，不足以为中国之大忧，而其动也，有以召内之祸。

内之民实执其存亡之权，而不能独起，其发也必将待外之变。

先之以戎狄，而继之以吾民，臣之所谓可畏者，在此而已。

昔者敌国之患，起于多求而不供。

供者有倦而求者无厌，以有倦待无厌，而能久安于无事，天下未尝有也。

故夫二虏之患，特有远近耳，而要以必至于战。

敢问今之所以战者何也？其无乃出于仓卒而备于一时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于一时，当其危疑扰攘之间，而吾不能自必，则权在敌国。

权在敌国，则吾欲战不能，欲休不可。

进不能战，而退不能休，则其计将出于求和。

求和而自我，则其所以为媾者必重。

军旅之后，而继之以重媾，则国用不足。

国用不足，则加赋于民。

加赋而不已，则凡暴取豪夺之法，不得不施于今之世矣。

天下一动，变生无方，国之大忧，将必在此。

盖尝闻之，用兵有权，权之所在，其国乃胜。

是故国无小大，兵无强弱，有小国弱兵而见畏于天下者，权在焉耳。

千钧之牛，制于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奋掷于山林，此其故何也？权在人也。

我欲则战，不欲则守。

战则天下莫能支，守则天下莫能窥。

昔者秦尝用此矣。

开关出兵以攻诸侯，则诸侯莫不愿割地而求和。

诸侯割地而求和于秦，秦人未尝急于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后应。

故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战。

如此，则权固在秦矣。

且秦非能强于天下之诸侯，秦惟能自必，而诸侯不能。

是以天下百变，而卒归于秦。

诸侯之利，固在从也。

朝闻陈轸之说而合为从，暮闻张仪之计而散为横。

秦则不然。

横人之欲为横，从人之欲为从，皆使其自择而审处之。

诸侯相顾，而终莫能自必，则权之在秦，不亦宜乎？向者宝元、庆历之间，河西之役，可以见矣。

其始也，不得已而后战。

其终也，逆探其意而与之和，又从而厚馈之，惟恐其一日复战也。

如此，则贼常欲战而我常欲和。

贼非能常战也，特持其欲战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势，屡用而屡得志，是以中国之大，而权不在焉。

欲天下之安，则莫若使权在中国。

欲权之在中国，则莫若先发而后罢。

示之以不惮，形之以好战，而后天下之权，有所归矣。

今夫庸人之论，则曰勿为祸始。

古之英雄之君，岂其乐祸而好杀。

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岁岁出师，以从事于夷狄，盖晚而不倦，暴露于千里之外，亲击高丽者再焉。

凡此者，皆所以争先而处强也。

当时群臣不能深明其意，以为敌国无衅而我则发之。

夫为国者，使人备已，则权在我，而使已备人，则权在人。

当太宗之时，四夷狼顾以备中国，故中国之权重。

苟不先之，则彼或以执其权矣，而我又鳃鳃焉恶战而乐罢，使敌国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于吾。

如此，则虽有天下，吾安得而为之？唐之衰也，惟其厌兵而畏战，一有败衄，则兢兢焉缩首而去之，是故奸臣执其权以要天子。

及至宪宗，奋而不顾，虽小挫而不为之沮。

当此之时，天下之权，在于朝廷。

伐之则足以为威，舍之则足以为恩。

臣故曰：先发而后罢，则权在我矣。

策断中

臣闻用兵有可以逆为数十年之计者，有朝不可以谋夕者。

攻守之方，战斗之术，一日百变，犹以为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谋夕者也。

古之欲谋人之国者，必有一定之计。

勾践之取吴，秦之取诸侯，高祖之取项籍，皆得其至计而固执之。

是故有利有不利，有进有退，百变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计未始易也。

勾践之取吴，是骄之而已。

秦之取诸侯，是散其从而已。

高祖之取项籍，是间疏其君臣而已。

此其至计不可易者，虽百年可知也。

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为必至于战，则其攻守之方，战斗之术，固未可以豫论而臆断也。

然至于用兵之大计，所以固执而不变者，臣请得以豫言之。

夫西戎、北胡，皆为中国之患。

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

此天下之所明知也。

管仲曰："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

故二者，皆所以为忧。

而臣以为兵之所加，宜先于西。

故先论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

今夫邹与鲁战，则天下莫不以为鲁胜，大小之势异也。

然而势有所激，则大者失其所以为大，而小者忘其所以为小，故有以邹胜鲁者矣。

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长，地广而备多，备多而力分，小国聚而大国分，则强弱之势，将有所反。

大国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

小国之人，计穷而无所恃，则致死而不顾。

是以小国常勇，而大国常怯。

恃大而不戒，则轻战而屡败。

知小而自畏，则深谋而必克。

此又其理然也。

夫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欢欣相得之际也。

国大则君尊而上下不交，将军贵而吏士不亲，法令繁而民无所措其手足。

若夫小国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忧则相恤，有急则相赴。

凡此数者，是小国之所长，而大国之所短也。

使大国而不用其所长，常出于其所短，虽百战而百屈，岂足怪战！

且夫大国，则固有所长矣，长于战而不长于守。

夫守者，出于不足而已。

譬之于物，大而不用，则易以腐败，故凡击搏进取，所以用大也。

孙武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自敌以上者，未尝有不战也。

自敌以上而不战，则是以有余而用不足之计，固已失其所长矣。

凡大国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数出，而彼不能应。

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财，以罔市利，而贩夫小民终莫能与之竞者，非智不若，其财少也。

是故贩夫小民，虽有桀黠之才，过人之智，而其势不得不折而入于千金之家。

何则？其所长者不可以与较也。

西戎之于中国，可谓小国矣。

向者惟不用其所长，是以聚兵连年而终莫能服。

今欲用吾之所长，则莫若数出，数出莫若分兵。

臣之所谓分兵者，非分屯之谓也，分其居者与行者而已。

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适用，故其便莫若分兵。

使其十一而行，则一岁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则一岁可以五出。

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则是一人而岁一出也。

吾一岁而一出，彼一岁而十被兵焉，则众寡之不侔，劳逸之不敌，亦已明矣。

夫用兵必出于敌人之所不能。

我大而敌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

此吴之所以肄楚，而隋之所以狃陈欤？夫御戎之术，不可以逆知其详，而其大略，臣未见有过此者也。

策断下

其次请论北狄之势。

古者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然所以能敌之者，其国无君臣上下朝觐会同之节，其民无谷米丝麻耕作织之劳。

其法令以言语为约，故无文书符传之繁。

其居处以逐水草为常，故无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

其旃裘肉酪，足以为养生送死之具。

故战则人人自斗，败则驱牛羊远徙，不可得而破。

盖非独古圣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犹狙猿之不可使冠带，虎豹之不可被以羁绁也。

故中行说教单于无爱汉物，所得缯絮，皆以驰草棘中，使衣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坚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

由此观之，中国以法胜，而匈奴以无法胜。

圣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谨守之，筑为城郭，堑为沟池，大仓廪，实府库，明烽燧，远斥堠，使民知金鼓进退坐作之节，胜不相先，败不相后。

此其所以谨守其法而不敢失也。

一失其法，则不如无法之为便也。

故夫各辅其性而安其生，则中国与胡，本不能相犯。

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从中国之法，犹中国之不可从胡人之无法也。

今夫佩玉服冕而垂旒者，此宗庙之服，所以登降揖让折旋俯仰为容者也，而不可以骑射。

今夫蛮夷而用中国之法，岂能尽如中国哉！苟不能尽如中国，而杂用其法，则是佩玉服冕垂旒而欲以骑射也。

昔吴之先，断发文身，与鱼鳖龙蛇居者数十世，而诸侯不敢窥也。

其后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车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阖庐、夫差又逞其无厌之求，开沟通水，与齐、晋争强，黄池之会，强自冠带，吴人不胜其弊，卒入于越。

夫吴之所以强者，乃其所以亡也。

何者？以蛮夷之资，而贪中国之美，宜其可得而图之哉。

西晋之亡也，匈奴、鲜卑、氐、羌之类，纷纭于中国，而其豪杰间起，为之君长，如刘元海、苻坚、石勒、慕容隽之俦，皆以绝异之姿，驱驾一时之贤俊，其强者至有天下太半，然终于覆亡相继，远者不过一传再传而灭，何也？其心固安于无法也，而束缚于中国之法。

中国之人，固安于法也，而苦其无法。

君臣相戾，上下相厌。

是以虽建都邑，立宗庙，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于其间，而安能久乎？且人而弃其所得于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

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晋之乱，奄至京邑，睹中原之富丽、庙社宫阙之壮而悦之，知不可以留也，故归而窃习焉。

山前诸郡，既为所并，则中国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

故其朝廷之仪，百官之号，文武选举之法，都邑郡县之制，以至于衣服饮食，皆杂取中国之象。

然其父子聚居，贵壮而贱老，贪得而忘失，胜不相让，败不相救者犹在也。

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牵于华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于陷阱网罗之中。

而中国之人，犹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规画，皆不复蛮夷之心，以为不可得而图之，亦过计矣。

且夫天下固有沉谋阴计之士也。

昔先王欲图大事，立奇功，则非斯人莫之与共。

梁之尉缭，汉之陈平，皆以樽俎之间，而制敌国之命。

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纾天下之祸而已。

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势三，而中国未之思焉，则亦足惜矣。

臣观其朝廷百官之众，而中国士大夫交错于其间，固亦有贤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诟辱及于公卿，鞭扑行于殿陛，贵为将相，而不免囚徒之耻，宜其有惋愤郁结而思变者，特未有路耳。

凡此皆可以致其心，虽不为吾用，亦以间疏其君臣。

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

幽燕之地，自古号多雄杰，名于图史者，往往而是。

自宋之兴，所在贤俊，云合响应，无有远迩，皆欲洗濯磨淬以观上国之光，而此一方，独陷于非类。

昔太宗皇帝亲征幽州，未克而班师，闻之谍者曰：幽州士民，谋欲执其帅以城降者，闻乘舆之还，无不泣下。

且胡人以为诸郡之民，非其族类，故厚敛而虐使之，则其思内附之心，岂待深计哉，此又足为之谋也。

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后可攻也。

语有之曰：鼠不容穴，衔窭薮也。

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仓廪府库，莫不备具，有一旦之急，适足以自累，守之不能，弃之不忍，华夷杂居，易以生变。

如此，则中国之长，足以有所施矣。

然非特如此而已也。

中国不能谨守其法，彼慕中国之法，而不能纯用，是以胜负相持而未有决也。

夫蛮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战，顾力不能则逃。

中国则不然。

其守以形，其攻以势，其战以气，故百战而力有余。

形者，有所不守，而敌人莫不忌也。

势者，有所不攻，而敌人莫不惫也。

气者，有所不战，而敌人莫不慑也。

苟去此三者而角之于力，则中国固不敌矣。

尚何云乎！惟国家留意其大者而为之计，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杂策五首禹之所以通水之法自禹而下至于秦，千有余年，滨河之民，班白而不识濡足之患。

自汉而下，至于今数千年，河之为患，绵绵而不绝。

岂圣人之功烈，至汉而熄哉？方战国之用兵，国于河之ヂ者，三晋为多。

而魏文侯时，白圭治水，最为有功，而孟子讥其以邻国为壑。

自是之后，或决以攻，或沟以守，新防交兴，而故道旋失。

然圣人之迹，尚可以访之于耆老。

秦不亟治而遗患于汉，汉之法又不足守。

夫禹之时，四渎唯河最难治，以难治之水，而用不足守之法，故历数千年而莫能以止也。

圣人哀怜生民，谋诸廊庙之上左右辅弼之臣，又访诸布衣之间，苟有所怀，孰敢不尽？盖陆人不能舟，而没人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亲被其患，知之宜详。

当今莫若访之海滨之老民，而兴天下之水学。

古者将有决塞之事，必使通知经术之臣，计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视地势，不得其工，不可以济也。

故夫三十余年之间，而无一人能兴水利者，其学亡也。

《禹贡》之说，非其详矣。

然而高下之势，先后之次，水之大小，与其蓄泄之宜，而致力之多少，亦可以概见。

大抵先其高而后低下，始于北之冀州，而东至于青、徐，南至于荆、扬，而西讫于梁、雍之间。

江、河、淮、泗既平，而衡、漳、洚水，伊、洛、、涧之属，亦从而治。

浚畎浍，导九川，潴大野，陂九泽，而蓄泄之势便。

兖州作十三载，而夷既略，故其用力，各有多少之宜，此其凡也。

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行。"

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

愚窃以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

河水湍悍，虽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势不至如此。

古者，河之侧无居民，弃其地以为水委。

今也，堤之而庐民其上，所谓爱尺寸而忘千里也。

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

修废官举逸民

古者民群而归君，君择臣而教其民，其初盖甚简也。

唐虞以来，颇可见矣。

历夏、商至周，法令日滋，而官亦随益，故其数三百六十，盖亦有不得已也。

《书》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

又曰："夏商官倍，亦克用。"

言其官虽多于古，而天下亦以治也。

周之衰也，宣王振之，号为中兴。

而重黎之后失其守，而为司马氏，陵迟至孔子之时，周公之典盖坏矣。

卿世卿，大夫世大夫，而贤者无以进。

孔子慨然而叹，欲修废官、举逸民，以归天下之心，行四方之政，而《春秋》亦讥世禄之臣，盖伤时之至也。

自秦更三代之制，官秩一变，汉循其旧，往往增置，历世沿袭，以至于今，遂为大备。

愚恐冗局之耗民，而未知废官之可举也。

然古之官，其名存其实亡者多矣。

司农卿不责以金谷之虚赢，尚书令不问以百官之殿最，此岂非王体之重欤？国家自天圣中，诏天下以经术古文为事，自是博学之君子，莫不群进于有司，然所以待之之礼未尽，故洁廉难合之士，尚未尽出，今优其礼，而天下之逸民至矣。

且夫山岩林谷之士，虽有豪杰之才，固未知有簿书吏事也，而刚毅讦直，不识讳忌，故先王置之拾遗补阙之间，此其属任之方也。

噫，自孔子没，世之君子安其富贵，而不复思念天下有废而不修之官，逸而不举之民，今明策丁宁而求之，以发孔子千载之长忧，此天下之幸也。

天子六军之制

《周礼》之言田赋夫家车徒之数，圣王之制也。

其言五等之君，封国之大小，非圣人之制也，战国所增之文也。

何以言之？按郑氏说，武王之时，周地狭小，故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

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国，故大封诸侯，而诸公之地至五百里。

不知武王之时，何国不服，而周公之所征伐者谁也？东征之役，见于《诗》《书》，岂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载耶？此甚可疑也。

周之初，诸侯八百，春秋之世，存者无数十。

郑子产有言："古者大国百里，今晋、楚千乘，若无侵小，何以至此？"子产之博物，其言宜可信。

先儒或以《周礼》为战国阴谋之书，亦有以也。

《王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之说亦如此。

此三代之通法。

鲁之车千乘，僭也。

《春秋》大搜、大阅，皆以讥书。

言其车之多、徒之众，非鲁之所宜有，故曰大也。

夫周之制，四丘为甸，甸出长毂一乘，鲁之无千甸之封亦明矣。

然公车、千乘之见于《诗》，何也？孟子："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

天子之马止于十二闲，而《诗》有"来牝三千"，美其富不讥其僭，不害其为诗也。

夫千乘之积，虽为七万五千人，而有羡卒处其半焉。

故三万者，公徒而已。

鲁襄公之十一年，初作三军，僖公之世，未至于三万。

愚又疑夫诗人张而大之也。

休兵久矣而国益困

中国之有夷狄之患，犹人之有手足之疾也。

不忍药石之苦，针砭之伤，一旦流而入于骨髓，则愚恐其苦之不止于药石，而伤之不止于针砭也。

中国以禽兽视二虏，故每岁啖以厚利，使就羁绁。

圣人之爱中国，而不欲残民之心，古未尝有矣。

然夷狄贪惏，渐不可启，日富日骄，久亦难制。

故自宝元以来，赋敛日繁，虽休兵十有余年，而民适以困者，潜削而不知也。

昔先皇帝震怒，举大兵问罪匈奴，师不逾时，而丑虏就盟。

西夏之役，边臣治兵振旅，不及数年，旋亦解甲。

彼其时之费，与今无已之赂，不可以同日而语矣。

天子恭俭，过于文、景，百官奉法，无敢逾僭，而二虏者实残吾民，此天下雄俊英伟之士，所以扼腕而太息也。

且夫举天下之大而诛数县之虏，故上下交足，而内外莫不欢欣；弃有限之财，而塞无厌之心，故取于民者愈多，而藏于国者愈急。

此天下之所明知而易达之理，惟上之人实图之。

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

三代之所以养民者备矣。

农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贾资焉而通之于天下。

其食无不义之食也，其器无不义之器也，商贾通之而不以不义资之也。

夫以饮食器用之利，而皆以义得焉，使民之所以要利者，非义无由也。

后之世，赋取无度，货币无法，义穷而诈胜。

夫三代之民，非诚好义也，使天下之利，皆出于义，而民莫不好也。

后之所以使民要利者，非诈无由也。

是故法令日滋，而弊益烦，刑禁甚严，而奸不可止。

呜呼！久矣，其如此也。

治其本，朝令而夕从；救其末，百世不改也。

私铸之弊，始于钱轻，使钱之直若金之直，虽赏之不为也。

今秦蜀之中，又裂纸以为币，符信一加，化土芥以为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

夫乐生而恶死者，天下之至情也。

我且以死拘之，然犹相继而赴于市者，饥寒驱其中，而无以自生也。

曰："等死耳，而或免焉"。

漕卒之愆，生于穷乏而无告，家乎舟楫之上，长子孙乎江淮之间，布褐不完，藜藿不给，大冬积雪，水之至涸，而龟手烂足者，累岁不得代，不为盗贼，无所逞志。

若稍优其给而代其劳，宜亦衰息耳。

夫见利而不动者，伯夷、叔齐之事也；穷困而不为不义者，颜渊之事也。

以伯夷、叔齐、颜渊之事而求之无知之民，亦已过矣。

故夫廷尉、大农之所患者，非民之罪也，非兵之罪也，上之人之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