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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源流考》全文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自春秋迄战国,又数百年,於是屈子兴於南服,作为《离骚》、《九歌》、《九章》之属,以上继《风》、《雅》、《颂》之音,其徒宋玉之徒和之,号为《楚词》。
遭秦灭学,旋废其业。
汉兴,《大风》、《秋风》之作,振起於上,於是小山《招隐》之词,《惜誓》、《九谏》、《九怀》、《九叹》之什,群然并作,王逸审定其旨,并列《骚》学。
而司马相如、扬雄又沿其流,作《子虚》、《上林》、《羽猎》、《长杨》诸赋;东都班固、张衡继之,而《两都》、《两京》等赋出焉。
要其敷陈直叙,不失古人讽谏之意,故班固之《两都赋序》曰:“赋者,古诗之流也。”
自时厥后,赋学渐棼,沿及梁、陈、隋、唐,又有古赋、律赋之别,而赋遂与《诗》、《骚》不相比附矣。
五言之兴,或云始於苏、李与《十九首》。
梁昭明太子选《十九首》,系以无名氏。
徐陵《玉台集》,分其中六章为枚乘作。
刘勰《文心雕龙》则云:“孤竹一篇,傅毅之词。”
是《十九首》中,东西两都,并有其人,而枚乘在陵、武之前,又不得云始於苏、李也。
大抵汉之五言,其意委曲详尽,其词抑扬宛转,工於比兴,切近事情,犹有十五《国风》之遗焉。
然自唐山夫人有《安世房中歌》,而武帝立乐府采诗,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风》、《雅》、《颂》之音已备。
盖《房中歌》意拟《周南》,而义则取诸《文王之什》,是《大雅》之遗也。
《郊祀十九章》学《颂》,《铙歌十八曲》学《小雅》,其余《相和曲》、《清调》、《平调》、《瑟调》、《舞曲歌词》,皆《风》之遗也。
故自汉以来,乐府而外,凡学士大夫之作,别作徒诗,殆其音节与丝竹不相调欤?蜀汉之际,魏、吴并立,而曹氏父子擅制作才,子建尤为杰出,多借乐府题以歌咏时事。
其时孔融、王粲、徐、刘桢、陈琳、阮、应群相景附,谓之“建安七子”。
自后言诗者,奉为大宗。
魏既篡汉,晋旋代魏,典午之世,阮嗣宗之《咏怀》,其遗音也。
及金陵既下,混一晋统,而陆氏机、入洛,与张华兄弟齐名,时称“二陆三张”。
而傅玄、潘岳,并擅时誉,然文采徒存,性真不附,诗道至此少衰。
惟太冲《咏史》,景纯《游仙》,刘琨伤乱,颇能振兴。
迄陶公降公,以西山之节,师柳下之行,不激不随。
超然闲淡,时时歌咏其性情,而真诗以出,风雅之盛,复媲於建安矣。
刘宋之夺晋祚也,晋臣谢灵运入焉,与其从叔公混、从弟惠连、瞻并名於时。
其诗长於游山,刻画点缀,备极神妙。
而颜特进、鲍参军各以其能著。
参军之拟古诸作,实足与谢相伯仲,故后世并称鲍、谢。
及玄晖继起於齐,又有大小谢之称。
梁继齐统,何逊、沈约、范、任、江淹、柳恽、吴均一时并起。
诸子之才,水部为冠。
休文审定音韵,特标五声八病,遂为律诗滥觞。
自后陈有徐陵、阴铿,北周有王褒、庾信。
迨隋一南北,炀帝以英鸷之才,与群臣唱和;而越公杨素尤为挺出,薛内史虽负盛名,非其伦也。
盖自谢氏游山,体尚排偶,词工雕绘,虽在彼为之,弥见古朴,而由此日趋日下,性情愈隐,至陈极矣。
迄於隋,其后古之一机乎?盖三汉、六朝之大略如此。
其间柏梁之会,实肇七言,乐府中或杂其体。
自参军拟《白》、《行路难》,始有专家。
梁、陈以下,始有继起,要亦无足称者。
唐承六代之余,崇尚诗学,特命词臣定律诗体式,制科以此取士。
贞观之际,王、杨、卢、骆号称四杰,其诗多尚旧习。
陈、杜、沈、宋继之,格律渐高。
而陈拾遗尤为复古之冠,其五言古诗,原本阮公,直追建安作者。
自后曲江继起,浸浸称盛。
开元、天宝之际,笃生李、杜二公,集数百年之大成。
太白天才绝世,而古风乐府,循循守古人规矩;子美学穷奥,而感时触事、忧伤念乱之作,极力独开生面。
盖太白得力於《国风》,而子美得力於《大》、《小雅》,要自子建、渊明而后,二家特为不祧之祖。
其辅二家而起者,有王维、孟浩然、高、岑参、李颀、王昌龄、刘虚、裴迪、储光羲、常建、崔颢诸人。
而元结又有《箧中集》一选,集沈千运、王季友、于逖、孟卿、张彪、赵微明、元融七人之作,都为一卷,其诗直接汉人。
故论诗者至开、宝之世,莫不推为千载之盛也。
大历而后,风格渐降,独韦应物以古诗称於是。
其诗专师陶公,兼取谢氏,前人所谓“发纤於简古,寄至味於淡泊”,气象近道,盖卓乎不为时域者也。
其扬王、孟之余波者,刘长卿犹不失雅正,而钱起次之。
钱起与耿、卢纶、韩、李端、司空曙、吉中孚、苗发、崔峒、夏侯审并称“十才子”。
然十子之中,不无利钝,而足与钱、刘相羽翼者,惟郎士元、李嘉、皇甫冉兄弟。
贞元、元和之际,韩文公崛起,以天纵逸才,为起衰钜手,诗继李、杜之盛。
而柳子厚独传《骚》学,亦宗陶公,五言幽澹绵邈,足继苏州,故世并称曰“韦、柳”。
辅韩文公而起衰者,孟郊东野也;与柳州称契者,有刘禹锡焉。
其他元白、张、王之乐府,卢仝、李贺、刘叉之诡怪,姚合、贾岛之艰僻,非不瑰奇伟丽,卓然成家,然於此道中别辟一境,遂为旁门小宗矣。
太和、会昌而下,诗教日衰,独李义山矫然特出,时传子美之遗;特用事过多,涉於浓滞,或掩其美。
次则杜牧之律体,寓扌幻峭以矫时弊,犹有健气。
义山与温庭筠、段成式并为西昆体,然温非李俦也。
其余皮、陆、许浑、马戴、赵嘏、韦庄、罗隐、唐彦谦诸人,虽间有逸韵,靡靡无足观;降而韩之《香奁》,风益下矣。
盖终唐之世,称大家者,以李、杜、韩三家为宗。
古诗之得正音者,陈、张、韦、柳四家为宗,而元结、沈千运诸人为辅。
律诗之称正音者,王、孟二家为宗,而高、岑、钱、刘诸人为辅。
此唐诗之大较也。
若夫唐人乐章,多尚铺张,不若柳子厚之《唐雅》二篇、《铙歌》十二曲,为足追古作者。
而乐人所歌,又在诸名人绝句,如王之涣之《凉州词》、王维之《阳关三迭》,其尤著者。
其他朝庙应制诸诗,体崇钜丽,固以唐初前后四子及燕、许诸人为正云。
唐风既衰,五代干戈之际,作者寥寥。
宋初国祚虽定,文采未著,学士大夫家效乐天之体,群奉王禹为盟主。
其后杨亿、刘筠辈崇西昆,专取温、李数家,摹仿於字句俪偶之间。
及欧阳公出,始知学古,与梅圣俞互相讲切。
欧诗长篇多效昌黎,间取则於太白;梅则於唐人诸家,不名一体,惟造平淡。
自此介甫、东坡相继而起,山谷晚出,而与东坡齐名。
於元之际,又有张文潜、晁无咎兄弟相为羽翼,时称“苏门六君子”。
东坡才大,汪洋纵恣,出入於李、杜、韩三家。
山谷则一意学杜,精深峭拔,别出机杼,自成一格。
吕本中尝作《江西宗派图》,以山谷为鼻祖,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钅享、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豫章。
然二十五人,以诗闻於世者,不过数人,其余未有闻焉。
南渡以还,气格卑约,独陆放翁超然特出。
顾此数君子,皆以长句见长,至如五言,则必以梅宛陵为冠。
次则末造之谢皋羽翱、严仪卿羽,犹存唐音。
而《谷音》一集,多遗民逸士之作,足继《箧中》之选。
他若永嘉四灵之专学姚、贾,又其别出者也。
金、元之际,元遗山犹传东坡遗韵,次则刘迎差足羽翼。
元初海内作者,推虞、杨、范、揭四人。
道园自负其诗如“老吏断狱”,允为四家之冠。
吴立夫莱后辈杰出,笔力实足抗衡。
此外则赵子昂之清逸,萨天锡之工致,虽非正音,亦称能手。
至杨铁崖以淹博艳丽之才,专学飞卿、长吉,作为乐府,怪僻诡异,诗道中又增一魔障矣。
明代诗家,最为总杂。
开国之初,青山刘文成以名世之英,出经纶之余,形於歌咏。
当其未遇,已见知於道园虞氏。
道园称其“发感慨於性情之正,存忧患於敦厚之言,体制音韵,无愧盛唐”。
次则吴中四杰高季迪启、杨孟载基、张来仪羽、徐幼文贲,并有倡始之功。
而是时刘子高崧起於江右,孙仲衍ナ起於岭南,林子羽鸿起於闽中,又有张志道以宁、袁景文凯相继而作,可谓一时之盛。
第旧体初变,扫除未尽,就中求其庄雅纯净诸体皆备者,其海叟乎?青丘才力虽大,歌行而外,他体不无元习;孟阳而下,抑又芜已。
永乐以还,崇尚台阁,迄化、治之间,茶陵李东阳出而振之,俗尚一变。
但其新乐府,於铁崖之外,又出一格,虽若奇创,终非正轨。
嗣是空同李氏、大复何氏大声一呼,海内响应,又得徐昌祯卿、边华泉贡为之辅翼,称弘治四杰。
继又益以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三人为七子,是为“前七子”。
是时诗学之盛,几几比於开元、天宝,而李、何声价,当时亦不啻李、杜。
七子之后,则有祥符高子业叔嗣,以深微妙婉之思,发温柔敦厚之旨,粹然一出於正。
继之以皇甫子浚冲、子安氵孝、子循氵方、子约濂兄弟,并溯源於建安及潘、左、鲍、谢诸家,不失五言正音。
此外如薛君采蕙、华鸿山察、杨梦山巍,虽才力或减数子,时有出入,亦其次也。
嘉靖之初,李、何之风少熄,而王元美氏、李于鳞氏复扬其余烬,与四溟山人谢榛及梁有誉、宗臣、徐中行、吴国伦结社为“后七子”,以振兴风雅为己任。
当结社之始,称诗选格,并取定於四溟。
其后议论不合,于鳞乃遗书绝交,而元美别定五子,遽削其名。
又有“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广至四十子,而四溟终不与。
其实余子皆无足称,而七子之中,亦惟王、李、谢而已。
前后七子,议论略同,其所宗法,皆在少陵以上,建安而下,唐以后书则置焉。
其见非不甚善,特斤斤规仿,过於局促,神理不存。
王、李之视李、何,抑又甚焉,故钱牧斋《历朝诗选》极力摈之。
然而当诗教榛芜之日,其催陷廓清之功,亦何可少!至如昌徐氏选择精融,纯乎唐音,皇甫兄弟独见推奖,王敬美亦携与高按察并称,谓“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废兴,二家必无绝响”,论斯允矣。
即四溟今体,工力深厚,不愧能手,又何可以“七子”而讥之也?自是以后,诗学日坏,隆、万之际,公安袁氏,继以竟陵锺氏、谭氏,《诗归》一出,海内翕然宗之,而三汉、六朝、四唐之风荡然矣。
其间非无卓然不惑,如归季思子慕、高景逸攀龙、李伯远应征、区海目大相、谢在杭肇氵制、曹能始学诸君子者,力持风气,然淫哇之教,浸人心术,论诗之害,未有烈於斯时者也。
及陈卧子子龙夺奋臂大呼,少一转变,论者犹以其不离“七子”面目为憾。
然大雅举止,与侏儒之拜舞何如也?至岭南屈翁山大均,五言直接太白,而陈元孝恭尹辅之,而有明一代之诗,至此终焉。
盖诗以言志,自《虞书》发其义,而《三百篇》穷其奥。
汉人去古未远,创为五言,所作犹古风,故后之学者,以得五言为正。
五言之转而七言,滥矣。
五七言之弊而有律诗,抑又靡矣。
然自能者为之,则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而合於《虞书》言志之义。
但或盛或衰,其出多歧,论者以为玩物丧志之资,作者第以为嘲风弄月之具,是以诗教愈隐,此皆沿其流而不知溯其源之故也。
吾由汉迄明,其间得大宗五人焉:曰曹子建、陶渊明、李太白、杜子美、韩昌黎。
其他支分派别,各有攸属。
汇而一之,以为《诗学源流考》。
诗之宗派,即文之经纬。
纷纷纶纶中,一线穿成,可谓金针度尽。
而黜灵运於晋,不得并於陶;殿翁山於明,直上承乎李,尤为独具只眼。
南丰赵勉斋识权衡诸家处,皆有来历,其文气充沛如江河。
凡水之蓄泄分合,一以山石为体,而行乎自然,盖庶几大观也。
涂南池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