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卷一百七十八·经籍考五

○经"诗"

《汉·艺文志》：古者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

孔氏曰：《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本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礼义者三百五篇。"

按《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夫子所录者，不容十分去九，马迁之言，未可信也。

据今者及亡诗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

而《史记》、《汉书》云三百五篇，缺其亡者，以见在为数。

欧阳氏曰：迁说然也。

今《书》、《传》所载逸诗，何可数也？以郑康成《谱图》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余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又曰：删云者，非止全篇删去也，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删其字。 如"唐棣之华，偏其反而。 岂不尔思，室是远而"。 此《小雅·唐棣》之诗也，夫子谓其以室为远，害於兄弟之义，故篇删其章也。 衣锦尚纟，文之著也。” 此《风·君子偕老》之诗也，夫子恶其尽饰之过，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删其句也。 "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 此《小雅·节南山》之诗也，夫子以"能"之一字为意之害，故句删其字也"。

《隋·经籍志》曰：汉初，有鲁人申公受《诗》於浮邱伯，作诂训，是为《鲁诗》。

齐人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

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

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

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汉书》师古注曰："与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也。 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鲁最近之""。

三家皆列於学官。

又有赵人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传，作《诂训传》，是为《毛诗》，河献王好之，未得立。

后汉有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又为之训。

东海卫敬仲，受学於曼卿。

先儒相承，谓之《毛诗》。

《序》，子夏所创，毛公及敬仲又加润色。

郑众、贾逵、马融并作《毛诗传》，郑元作《毛诗笺》。

《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於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

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

又有《业诗》，宋奉朝请业遵所注，立义多异，世所不行。

石林叶氏曰：《诗》有四家，《毛诗》最后出而独传，何也？曰：岂惟《毛诗》。

始，汉世之《春秋》，公为盛，至后汉而左氏始立，而后之盛行者，独左氏焉。

《礼》家之学五传弟子分曹教授，盖小戴最为后出，而今之言《礼》者，惟小戴为众所宗。

此无他，《六经》始出，诸儒讲习未精，且未有他书以证其是非，故杂伪之说可入，赵宾之《易》，张霸之《书》是也。

历时既久，诸儒议论既精，而又古人简书时出於山崖屋壁之，可以为证，而学者遂得即之以考同异，而长短精粗见矣。

长者出而短者废，自然之理也。

《六经》自秦火后，独《诗》以讽诵相传，《韩诗》既出於人之讽咏，而《齐》、《鲁》与《燕》语音不同，训诂亦异，故其学往往多乖。

独《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书贯穿先秦古书，其释《鸱》也，与《金》合；释《北山》、《民》也，与《孟子》合；释《昊天有成命》，与《国语》合；释《硕人》、《清人》、《黄鸟》、《皇矣》，与《左传》合，而序《由庚》等六章，与《仪礼》合，盖当毛氏时，左氏未出，《孟子》、《国语》、《仪礼》未甚行，而学者亦未能信也。

惟河献王博见异书，深知其精。

迨至晋、宋，诸书盛行，肄业者众，而人始翕然知其说近正。

且《左氏》等书，汉初诸儒皆未见，而毛说先与之合，不谓之源流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齐诗》亡於魏，《鲁诗》亡於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

今韩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齐诗》犹有见者，然唐人既谓之亡，则书之真伪，未可知也。

东莱吕氏曰：《鲁》、《齐》、《韩》、《毛诗》，读异，义亦不同。

以《鲁》、《齐》、《韩》之义尚可见者较之，独《毛诗》率与经传合。

《关雎》，正风之首，三家者乃以为刺，余可知矣。

是则《毛诗》之义，最得其真也。

※《诗序》

《释文》：旧说云"《关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谓之小序；此以下则大序也。

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尽，毛更足成之。

《后汉·儒林传》：卫宏从谢曼卿受学，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至今传於世。

《隋志》：先儒相承，谓《毛诗》。

序，子夏所创，毛公及卫敬仲更加润色。

石林叶氏曰：世人疑《诗》序非卫宏所为，此殊不然。

使宏凿空为之乎，虽孔子亦不能。

使宏诵师说为之，则虽宏有余矣。

且诵宏序，有专取诸书之文而为之者，有杂取诸书所说而重衤复互见者，有委曲宛转附经而成其书者，不可不论也。

"《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其文全出於《礼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其文全出於《金》；"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文公恶而欲远之不能，使高克将兵而御狄於竟，陈其师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众散而归，高克奔陈"，其文全出於《左传》；"微子至於戴公，其礼乐废坏"，其文全出於《国语》："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其文全出于《公孙尼子》。

则《诗序》之作，实在数书既传之后明矣。

此吾所谓专取诸书所言也。

《载驰》之诗，"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矣，又曰"卫懿公为狄人所灭"。

《丝衣》之诗，既曰"绎，宾尸"矣，又曰"灵星之尸"。

此盖众说并传。

卫氏得善辞美意，并录而不忍弃之，此吾所谓杂取诸书之说，而重衤复互见也。

《驺虞》之诗，先言"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

而复继之以"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

《行苇》之诗，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然后继之以"内睦九族，外尊事黄，养老乞言"。

此又吾所谓委曲宛转，附经而成其义也。

即三者而观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

汉氏文章未有引《诗序》者，惟黄初四年，"有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说，盖魏后於汉，宏之《诗序》，至此始行也。

又曰：世以《诗序》为孔子作，初无据，口耳之传也。

惟《隋·经籍志》以为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卫宏润益之。

今定为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传之，是亦尝经孔子所取，亦何伤乎。

大抵古书未有无序者，皆系之於篇末，盖以总其凡也。

今《书》有序，孔安国以为孔子作，自安国始，迁之逐篇之首。

《易》有《序》、《卦》、《彖》、《象》、《爻》辞，王辅嗣迁之逐卦之中。

至太史公《自序》、扬子《法言》，皆其遗法。

况《诗》皆记其先王之政与列国之事，非见其序，盖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

孔子虽圣人，人事之实，亦安能臆断於数百载之下，犹之《春秋》，必约鲁《史》而后可为，郑忽与晋文公出入晋、郑，不以告，鲁《史》所不得书，则孔子不能强笔而削之也，而谓卫宏能之，可乎？所谓卫宏从谢曼卿受学而作者，范晔之言尔。

据史，毛公，赵人，与河王同时，三传而为徐敖。

初无谢曼卿者，独《东汉贾逵传》言"父徽，学《毛诗》於谢曼卿"，"至显宗，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同异"。

盖汉自中兴后，《毛诗》始见，郑康成与卫宏略先后，岂有不知，而以宏之言为孔子者？此理尤甚明。

吾谓古者凡有是诗，则有是序，如今之题目者，故太师陈之，则可以观风俗，遒人采之，则可以知训戒，学者诵之，则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其藏在有司，孔子删《诗》，既取其辞，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为之，则於理为近矣。

朱子曰：《诗序》之作，说者不同。

或以为孔子，或以为子夏，或以为国史，皆无明文可考。

惟《后汉儒林传》以为卫宏作《毛诗序》，今传於世，则《序》乃宏作明矣。

然郑氏又以为诸序本自合为一编，毛公始分以诸篇之首，则是毛公之前，其传已久，宏特增广而润色之耳。

故近世诸儒，多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说云云者，为后人所益，理或有之。

但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矣，况沿袭云云之误哉。

然计其初，犹必自谓出於臆度之私，非经本文，故且自为一编，别附经后。

又以尚有齐、鲁、韩氏之说，并传於世，故读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后人之手，不尽信也。

及至毛公引以入经，乃不缀篇后，而超冠篇端，不为注而直作经字，不为疑辞而遂为决辞，其后三家之传又绝，而毛说孤行，则其抵牾之迹，无复可见。

故此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以作，於是读者转相尊信，无敢拟议，至於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曲迁就，穿凿而附合之。

宁使经之本文缭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终不忍明以小序为出於汉儒也。

愚之病此久矣，然犹以其所从来也远，其容或真有传授证验而不可废者，故既颇采以附传中，而复并为一编，以还其旧，因以论其得失云。

又论《邶·柏舟序》曰：《诗》之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其时世名氏，则不可以强而推。

故凡小序，唯诗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属；若证验的切，见於书史，如《载驰》、《硕人》、《清人》、《黄鸟》之类，决为可无疑者。

其次，则词旨大概可知必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为某时某人者，尚多有之。

若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寻探索，依约而言，则虽有所不知，亦不害其为不自欺，虽有未当，人亦当恕其所不及。

今乃不然。

不知其时者，必强以为某王某公之时；不知其人者，必强以为某甲某乙之事。

於是傅会书史，依名谥，凿空妄语，以诳后人。

其所以然者，特以耻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见信而已。

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妇人，而以为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为不遇於君，此则失矣。

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则亦未至於大害理也。

今乃断然以为卫顷公之时，则其故为欺罔，以误后人之罪，不可掩矣。

盖其偶见此诗冠於三卫变风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记》所书庄、桓以上，卫之诸君，事皆无可考者，谥亦无甚恶者，独顷公有赂王请命之事，其谥又为甄心动惧之名，如汉诸侯王，必其尝以罪谪，然后加以此谥。

以是意其必有弃贤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诗予之。

若将以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将有明者从旁观之，则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启其深不信也。

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

又其为说，必使《诗》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时世之先后，其或书传所载，当此一时，偶无贤君美谥，则虽有辞之美者，亦例以为陈古而刺今。

是使读书疑於当时之人绝无"善则称君，过则称已"之意，而一不得志，则扼腕切齿，嘻笑冷语，以怼其上者，所在而成群，是其轻躁险薄，尤有害於温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辩。

又论《桑中序》曰：此诗乃淫奔者所自作。

序之首句，以为刺奔，误矣。

其下云云者，乃复得之《乐记》之说，已略见本篇矣。

而或者以为刺诗之体，固有铺陈其事，不加一辞，而闵惜惩创之意，自见於言外者，此类是也。

岂必谯让质责，然后为刺也哉。

此说不然。

夫诗之为刺，固有不加一辞而意自见者，《清人》、《猗嗟》之属是也。

然尝试玩之，则其赋之之人，犹在所赋之外，而词意之，犹有宾主之分也。

岂有将欲刺人之恶，乃反自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之哉。

其必不然也明矣。

又况此等之人，安於为恶，其於此等之诗，计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无惭矣，又何待吾之铺陈，而后始知其所为之如此。

亦岂畏吾之闵惜，而遂幡然遽有惩创之心邪！以是为刺，不唯无益，殆又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劝其恶也。

或者又曰：《诗》三百篇，皆雅乐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

桑、濮上之音，郑、卫之乐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郑》不同部，其来尚矣。

且夫子答颜渊之问，於郑声亟欲放而绝之，岂其删《诗》乃录淫奔者之辞，而使之合奏於雅乐之中乎？亦不然也。

雅者，二《雅》是也。

《郑》者，《缁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

《卫》者，《邶》、《》、《卫》三十九篇是也。

《桑》，《卫》之一篇，《桑中》之诗是也。

二《南》、《雅》、《颂》，祭祀朝聘之所用也。

《郑》、《卫》、《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

夫子之於郑、卫，盖深绝其声於乐，以为法，而严立其词於诗，以为戒。

如圣人固不语乱，而《春秋》所记，无非乱臣贼子之事，盖不如是，无以见当时风俗事变之实，而垂鉴戒於后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者也。

今不察此，乃欲为之讳其《郑》、《卫》、《桑》、《濮》之实，而文之以雅乐之名，又欲从而奏之宗庙之中，朝廷之上，则未知其将以荐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宾客，而於圣人为邦之法，又岂不为阳守而阴叛之邪！其亦误矣。

曰：然则大序所谓"止乎礼义"，夫子所谓"思无邪"者，又何谓邪？曰：大序指《柏舟》、《绿衣》、《泉水》、《竹竿》之属而言，以为多出於此耳，非谓篇篇皆然。

而《桑中》之类，亦止乎礼义也。

夫子之言，正为人有邪正美恶之杂，故特言此，以明皆可惩恶劝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类亦以无邪之思作之也。

曰：荀卿所谓"诗者，中声之所止"，太史公亦谓"三百篇者，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邪？曰：荀卿之言，固为正经而发，若史迁之说，则恐亦未足为据也。

岂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强合於《韶》、《武》之音也邪？

《诗》、《书》之序，自史传不能明其为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

至朱文公之解经，则依古经文析而二之，而备论其得失，而於《诗·国风》诸篇之序，诋斥尤多。

以愚观之，《书》序可废，而《诗》序不可废；就《诗》而论之，《雅》、《颂》之序可废，而《十五国风》之序不可废。

何也？《书》直陈其事而已，序者后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经意，亦不过能发明其所巳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

《诗》则异於《书》矣，然《雅》、《颂》之作，其辞易知，其意易明，故读《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则"文王受命作周"之语赘矣。

读《清庙》者，深味"於穆清庙"之一章，则"祀文王"之语赘矣。

盖作者之意已明，则序者之辞可略。

而敷衍附会之，一语稍烦，则祗见其赘疣而已。

至於读《国风》诸篇，而后知《诗》之不可无序，而序之有功於诗也。

盖风之为体，比、兴之辞，多於叙述；风谕之意，浮於指斥。

盖有反覆咏叹，联章累句，而无一言叙作之之意者。

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为某事也"，苟非其传授之有源，探索之无舛，则孰能臆料当时指意之所归，以示千载乎。

而文公深诋之，且於《桑中》、《溱洧》之篇，辨析尤至，以为安有刺人之恶，而自为彼人之辞，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盖谓诗之辞如彼，而序之说如此，则以诗求诗可也，乌有舍明白可见之诗辞，而必欲曲从臆度难信之序说乎？其说固善矣。

然愚以为必若此，则《诗》之难读者多矣，岂直《郑》、《卫》诸篇哉。

夫《苜》之序，以"妇人乐有子"为"后妃之美也"，而其诗语不过形容采掇苜之情状而已。

《黍离》之序，以为闵周室宫庙之颠覆也，而其诗语不过慨叹禾黍之苗穗而已。

此诗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赖序以明者也。

若舍序以求之，则其所以采掇者为何事，而慨叹者为何说乎？《叔于田》之二诗，序以为"刺郑庄公也"，而其诗语，则郑人爱叔段之辞耳。

《扬之水》、《椒聊》二诗，序以为"刺晋昭公也"，而其诗语，则晋人爱桓叔之辞耳。

此诗之序其事以讽，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赖序以明者也。

若舍序以求之，则知四诗也，非子《美新》之赋，则袁宏九锡之文耳，是岂可以训而夫子不删之乎？《鸨羽》、《陟岵》之诗，见於变风，序以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

《四牡》、《采薇》之诗，见於正雅，序以为劳使臣遣戍役而作也。

而深味四诗之旨，则叹行役之劳苦，叙饥渴之情状，忧孝养之不遂，悼归休之无期，其辞语一耳。

此诗之辞同意异，而赖序以明者也。

若舍序以求之，则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为正雅矣。

即是数端而观之，则知序之不可废；序不可废，则《桑中》、《溱洧》何嫌其为刺奔乎？盖尝论之均一劳苦之辞也，出於叙情闵劳者之口则为正雅，而出於困役伤财者之口。

则为变风也。

均一淫之词也，出於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则可录也。

均一爱戴之辞也，出於爱叔段、桓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於刺郑庄、晋昭者之口则可录也。

夫《苜》、《黍离》之不言所谓，《叔于田》、《扬之水》之反辞以讽，《四牡》、《采薇》之辞同变风，文公胡不玩索诗辞，别自为说，而卒如序者之旧说，求作诗之意於诗辞之外矣？何独於《郑》、《卫》诸篇而必以为奔者所自作，而使正经为录淫辞之具乎？且夫子尝删《诗》矣，其所取於《关雎》者，谓其乐而不淫耳，则夫《诗》之可删，孰有大於淫者。

今以文公《诗传》考之，其指以为男女淫奔诱，而自作诗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东门之单》、《溱洧》、《东方之日》、《东门之池》、《东门之杨》、《月出》，则序以为刺淫，而文公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如《静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兮》、《狡童》、《褰裳》、《丰》、《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则序本别指他事，而文公亦以为淫者所自作也。

夫以淫昏不检之人，发而为放荡无耻之辞，而其诗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犹存之，则不知所删何等一篇也"文公谓：序者之於《诗》不得其说，则一举而归之刺其君。 愚亦谓文公之於《诗》不得其说，则一举而归之淫谑。 如《静女》、《木瓜》以下诸篇是也。 文公又以为序者之意，必以为《诗》无一篇不为刺时君国政而作，轻浮险薄，有害於温柔敦厚之教。 愚谓古者庶人谤，商旅议，亦王政之所许，况变风、变雅之世，实无可美者，而礼义消亡，淫风大行，亦不可谓非其君之过。 纵使讥讪之辞太过，如《狡童》诸篇之刺忽，亦不害其为爱君忧国，不能自已之意，今必欲使其避讽讪之名，而自处於淫谑之地，则夫身为淫乱，而复自作诗以赞之，正孟子所谓无羞恶之心者，不可以人类目之，其罪浮於讪上矣，反得为温柔敦厚乎"。

或曰：文公之说，谓《春秋》所记，无非乱臣贼子之事，盖不如是，无以见当时事变之实，而垂鉴於后，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谓并行而不相悖也。

愚以为未然。

夫《春秋》，史也；《诗》，文词也。

史所以纪事，世之有治，不能无乱，则固不容存禹、汤而废桀、纣，录文、武而弃幽、厉也。

至於文辞，则其淫哇不经者，直为削之而已，而夫子犹存之，则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说是也。

夫后之词人墨客，跌荡於礼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源辈，作为乐府，备狭邪妖冶之趣，其词采非不艳丽可喜也，而醇儒庄士深斥之，口不道其词，家不蓄其书，惧其为正心诚意之累也。

而《诗》中若是者二十有四篇，夫子录之於经，又烦儒先为之训释，使后学诵其文，推其义，则《通书》、《西铭》必与《小山词选》之属兼看并读，而后可以为学也。

或又曰：文公又尝云："此等之人，安於为恶，其於此等之诗，计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无惭矣，又何待吾之铺陈，而后始知其如此。 亦复畏吾之闵惜，而遂幡然遽有惩创之心邪？"愚又以为不然。

夫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而况淫之行，所谓不可对人言者。

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有与之语者，能道其宣淫之状，指其行淫之地，则未有不面颈发赤，且惭且讳者。

未闻其扬言於人曰"我能奸，我善淫"也。

且夫人之为恶也，禁之使不得为，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为，此铺张揄扬之中，所以为闵惜惩创之至也。

夫子谓宰我曰："汝安则为之"，夫岂真以居丧食稻衣锦为是乎。

万石君谓子庆曰："内史贵人，坐车中自如，固当。"

夫岂真以不下车为是乎。

而二人既闻是言也，卒为之羞愧，改行有甚於被谯让者。

盖以非为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则自反而不胜其愧悔矣，此《诗》之训也。

或曰：序者之序《诗》，与文公之释《诗》，俱非得於作诗之人亲传面命也。

序求《诗》意於辞之外，文公求《诗》意於辞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说，而妄议先儒也。

盖尝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说《诗》者读《诗》，而后知序说之不缪，而文公之说多可疑也。

孔子之说曰："诵《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孟子之说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夫经，非所以诲邪也，而戒其无邪；辞，所以达意也，而戒其害意。

何也？噫！圣贤之虑远矣！夫诗，发乎情者也，而情之所发，其辞不能无过，故其於男女夫妇之，多忧思感伤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际，不能无怨怼激发之辞。

《十五国风》，为《诗》百五十有七篇，而其为妇人而作者，男女相悦之辞，几及其半。

虽以二《南》之诗，如《关雎》、《桃夭》诸篇，为正风之首，然其所反覆咏叹者，不过情欲燕私之事耳。

汉儒尝以《关雎》为刺诗矣，此皆昧於无邪之训，而以辞害意之过也，而况《邶》、《》之末流乎故。

其怨旷之悲，遇合之喜，虽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辞哀，习其读而不知其旨，易以动荡人之邪情志，而况以铺张揄扬之辞，而序淫流荡之行乎。

然诗人之意，则非以为是而劝之也。

盖知诗人之意者莫如孔、孟，虑学者读《诗》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无邪之训焉，则以其辞之不能不邻乎邪也。

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则奚邪之可闲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则以其辞之不能不戾其意也。

使章章如《清庙》、《臣工》，则奚意之难明乎！以是观之，则知刺奔果出於作诗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删者，其诗决非淫之人所自赋也"夫子曰："思无邪。" 如序者之说，则虽诗辞之邪者，亦必以正视之。 如《桑中》之刺奔，《溱洧》之刺乱之类是也。 如文公之说，则虽诗辞之正者，亦必以邪视之，如不以《木瓜》为美齐桓公，不以《采葛》为惧谗，不以《遵大路》、《风雨》为思君子，不以《褰裳》为思见正，不以《子衿》为刺学校废，不以《扬之水》为闵无臣，而俱指为淫奔谑浪，要约赠答之辞是也。 且此诸篇者，虽疑其辞之欠庄重，然首尾无一字及妇人，而谓之淫邪者乎"。

或又曰：文公尝言："雅者，二《雅》是也；《郑》者，《缁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卫》者，《邶》、《》、《卫》三十九篇是也。 《桑》，《卫》之一篇《桑中》是也。 二《南》、《雅》、《颂》，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郑》、《卫》、《桑》、《濮》，里巷狭邪之所作也。 夫子於《郑》、《卫》，盖深绝其声於乐，以为法，而严立其词於《诗》，以为戒。 今乃欲为之讳其《郑》、《卫》、《桑》、《濮》之实，而文以雅乐之名，又欲从而奏之宗庙之中，朝廷之上，则未知其将以荐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宾客乎？"愚又以为未然。

夫《左传》言季札来聘，请观周乐，而所歌者，《邶》、《》、《卫》、《郑》皆在焉，则诸诗固雅乐矣。

使其为里巷狭邪所用，则周乐安得有之？而鲁之乐工亦安能歌异国淫邪之诗乎？然愚之所论，不过求其文意之指归，而知其得於情性之正耳。

至於被之弦歌，合之音乐，则《仪礼》、《左传》所载古人歌诗合乐之意，盖有不可晓者。

夫《关雎》、《鹊巢》，闺门之事，后妃夫人之诗也，而乡饮酒、燕礼歌之；《采》、《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诗也，而射礼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庙配天之诗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绵》。

文王兴周之诗也，而两君相见歌之。

以是观之，其歌诗之用，与诗人作诗之本意，盖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强通也，则乌知《郑》、《卫》诸诗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际乎！《左传》载列国聘享赋诗，固多断章取义，然其太不伦者，亦以来讥诮，如郑伯有赋"鹑之奔奔"，楚令尹子围赋《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宁武子不拜《彤弓》之类是也。

然郑伯如晋，子展赋《将仲子》；郑伯享赵孟，子太叔赋《野有蔓草》；郑六卿饯韩宣子，子{差齿}赋《野有蔓草》，子太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箨兮》。

此六诗，皆文公所斥以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赋皆见善於叔向、赵武、韩起，不闻被讥。

乃知《郑》、《卫》之诗，未尝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诗之旨意训诂，当如序者之说，不当如文公之说也。

或曰：序者之辞，固有鄙浅附会，居然可见者，先儒疵议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邪？曰：愚之所谓不可废者，谓《诗》之所不言，而赖序以明者耳。

至诗之所已言，则序语虽工，不读可也，况其鄙浅附会者乎。

盖作序之人，或以为孔子，或以为子夏，或以为国史，皆无明文可考。

然郑氏谓毛公始以诸诗之首，则自汉以前，经师传授，其去作诗之时，盖未甚远也。

千载而下，学者所当遵守体认，以求诗人之意，而得其庶几，固不宜因其一语之赘疣，片辞之浅陋，而欲一切废之，凿空探索，而为之训释也。

姑以近代词人之作譬之。

如所谓"皇帝二载初，闰八月初吉"。

如所谓"吾闻京城南，兹惟群山囿"。

则辞意明白，无俟序说者。

也放翁之诗曰："城上危楼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池下春波绿，曾逐孤鸿照影来。"

"梦断香销四十年，沈园老柳不吹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怅然。"

其题曰："沈园"而已。

诚斋之诗曰："饱喜饥嗔笑杀侬，凤凰未必胜狙公。 虽逃暮四朝三外，犹在桐花竹实中。"

其题曰"无题"而已。

是三诗者，不言所谓，人莫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

刘后村《诗话》释之曰："放翁幼婚某氏，颇倦於学，严君督过之，竟至仳离，某氏别某官。 一日，通家於沈园，目成而已。 晚年游园，感而赋之。"

"诚斋既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 命再予祠，有感而赋，以为虽脱吏责，尚縻闲廪，不若相忘於物外也。"

然后三诗之意始明。

夫后村之说，即三诗之序也。

后村之於杨、陆二公，相去不百年，得於长老之所诵说，口耳之所习闻，笔之简册，可以质诸二公而不缪也。

倘后乎此千百载，说者必欲外后村之意而别为之说，则虽其体认之精，辩析之巧，亦终於臆说而已。

有引文公之於《诗》序，於其见於经传，信而有证者则从之，如《硕人》、《载驰》、《清人》、《鸱》之类是也；其可疑者，则未尝尽断以臆说，而固有引他书以证其谬者矣。

曰：是则然矣。

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则以其恶序之意太过，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能尽出於公平而足以当人心也。

夫《关雎》，《韩诗》以为衰周之刺诗；《宾之初筵》，《韩诗》以为卫武公饮酒悔过之诗，皆与《毛序》反者也。

而《韩诗》说《关雎》，则违夫子不淫不伤之训，是决不可从者也。

《初筵》之诗，夫子未有论说也，则诋毛而从韩。

夫一《韩诗》也，《初筵》之序可信，而《关雎》之序独不可信乎？《邶》、《柏舟》，《毛序》以为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为妇人之作，而引《列女传》为证，非臆说矣。

然《列女传》出於刘向，向上封事论恭、显倾陷正人，引是诗"忧心悄悄，愠於群小"之语；而继之曰："小人成群，亦足愠也"，则正《毛序》之意矣。

夫一刘向也，《列女传》之说可信，而封事之说独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恶序之意太过，而引援指摘，似为未当，此类是也。

夫本之以孔、孟说《诗》之旨，参之以《诗》中诸序之例，而后究极夫古今诗人所以讽咏之意，则《诗》序之不可废也审矣。

愚岂好为异论哉。

或曰：夫子何以删《诗》？昔太史公曰：古诗本三千余篇，孔子去其重衤复，取其可施於礼义者三百五篇。

孔氏曰："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 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所言，未可信也。"

朱文公曰："三百五篇，其亦未必皆可施於礼义，但存其实，以为鉴戒耳。"

之三说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说，则《诗》元未尝删矣。

今何以有诸逸诗乎？盖文公每舍序以言《诗》，则变风诸篇，祗见其理短而词哇，愚於前篇已论之矣。

但以经传所引逸《诗》考之，则其辞明而理正，盖未见其劣於三百五篇也，而何以删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诋其君以硕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恶，而自为彼人之辞，以陷於所刺之地，殆几不可训矣，而何以录之？盖尝深味圣人之言，而得圣人所以著作之意矣。

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又曰"多闻阙疑"，异时尝举史缺文之语，而叹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书，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误，然则圣人之意，盖可见矣。

盖诗之见录者，必其序说之明白，而旨意之可考者也。

其轶而不录者，必其序说之无传，旨意之难考，而不欲臆说者也。

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为卫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则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说虽自毛、卫诸公而传，其旨意则自有此诗而已有之矣。

《鸱》之序，见於《尚书》；《硕人》、《载驰》、《清人》之序，见於《左传》，所纪皆与作诗者同时，非后人之臆说也。

若序说之意，不出於当时作诗者之口，则《鸱》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终篇，亦不见郑伯恶高克之迹，后人读之，当不能晓其为何语矣。

盖尝妄为之说，曰作诗之人可考，其意可寻，则夫子录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

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寻，则夫子删之，殆"多闻阙疑"之意也。

是以於其可知者，虽比兴深远，词旨迂晦者，亦所不废，如《苜》、《鹤鸣》、《蒹葭》之类是也。

於其所不可知者，虽直陈其事，文义明白者，亦不果录，如"翘翘车乘，招我以弓。 岂不欲往，畏我友朋"之类是也。

於其可知者，虽词意流，不能不类於狭邪者，亦所不删，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东门》之类是也。

於其所不可知者，虽词意庄重，一出於义理者，亦不果录，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礼义不愆，何恤於人言"之类是也。

然则其所可知者何？则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则诸逸《诗》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

欧阳公《诗谱补亡》后序曰："后之学者，因迹前世之所传，而较其得失，或有之矣。 若使徒抱焚余残脱之经，伥伥然於去圣千百年之后，不见先儒中之说，而欲特立一家之论，果有能哉？"此说得之。

盖自其必以为出於卫宏、毛公辈之口，而先以不经之臆说视之，於是以特立之已见，与之较短量长，於辞语工拙之，则祗见其龃龉而不合，疏缪而无当耳夫使序诗之意，果不出於作诗之初，而皆为后人臆度之说，则比兴讽咏之词，其所为微婉幽深者，殆类东方朔"声尻高"之隐语，蔡邕"黄绢幼妇"之氵词，使后人各出其智，以为猜料之工拙，恐非圣经诲人之意也。

或曰：诸小序之说，固有舛驰鄙浅而不可解者，尽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

或出於国史之采录，或出於讲师之传授，如《渭阳》之首尾异说，《丝衣》之两义并存，则其舛驰固有之，择善而从之可矣。

至如其辞语之鄙浅，则序所以释经，非作文也。

祖其意足矣，辞不必玩也。

夫以夫子之圣，犹不肯杂取诸逸《诗》之可传者，与三百五篇之有序者并行，而后之君子乃欲尽废序以言《诗》，此愚所以未敢深以为然。

故复摭述而不作多闻阙疑之言，以明孔子删《诗》之意，且见古序之尤不可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