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觉迷录 雍正上谕 二、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

二、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的皇帝？

【原文】

上谕：朕荷上天眷佑，受圣祖仁皇帝付托之重，君临天下。

自御极以来，夙夜孜孜，勤求治理，虽不敢比于古之圣君哲后，然爱养百姓之心，无一时不切于寤寐，无一事不竭其周详。

抚育诚求，如保赤子，不惜劳一身以安天下之民，不惜殚一心以慰黎庶之愿，各期登之衽席，而无一夫不得其所。

宵旰忧勤，不遑寝食，意谓天下之人，庶几知朕之心，念朕之劳，谅朕之苦，各安生业，共敦实行，人心渐底于善良，风俗胥归于醇厚，朕虽至劳至苦，而此心可大慰矣。

岂意有逆贼曾静，遣其徒张熙投书于总督岳钟琪，劝其谋反，将朕躬肆为诬谤之词，而于我朝极尽悖逆之语。

廷臣见者，皆疾首痛心，有不共戴天之恨，似此影响全无之事，朕梦寐中亦无此幻境，实如犬吠狼嗥，何足与辩？既而思之，逆贼所言，朕若有几微愧歉于中，则当回护隐忍，暗中寝息其事，今以全无影无声之谈，加之于朕，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

而逆贼之敢于肆行诬谤者，必更有大奸大恶之徒，捏造流言，摇众心而惑众听，若不就其所言，明目张胆宣示播告，则魑魅魍魉，不公然狂肆于光天化日之下乎？如逆书加朕以谋父之名，朕幼蒙皇考慈爱教育，四十余年以来，朕养志承欢，至诚至敬，屡蒙皇考恩谕。

诸昆弟中，独谓朕诚孝，此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

朕在藩邸时，仰托皇考福庇，安富尊荣，循理守分，不交结一人，不与闻一事，于问安视膳之外，一无沽名妄冀之心。

此亦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

【译文】

皇上谕旨：朕蒙受上天的爱护和保佑，受圣祖皇帝付托重任，而登上皇位。

自登基以来，每天从早到晚孜孜不倦，谨慎地追求把国家治理好。

虽然不敢自比古代的圣明君王，但爱护和抚育百姓的心思，没有一刻不牢记于梦寐之中，没有一件事不竭力求其处理得周详，抚育百姓下尽诚心，好像保护婴儿一样。

不惜劳苦自己一人的身体，以使全国百姓得到安宁；不惜用尽最大的心思，以安慰全国百姓的心愿；务必使每个百姓都受到恩惠待遇，不使一个人流离失所。

每天一直到深夜还在勤劳，往往顾不上吃饭睡觉。

以为天下的百姓大概可以知道朕的心意，想到朕的劳累，体谅朕的辛苦，而各安生业，共同诚恳做事，使人心慢慢走向善良，社会风气达到淳厚。

这样朕个人虽然至劳至苦，而心中却可以得到很大安慰了。

谁知有逆贼曾静，派他的门徒张熙投书给陕西总督岳钟琪，劝他起来造反。

书信中对朕大加诬陷诽谤，而对我朝更是荒谬攻击猖狂到极点。

朝廷内的臣子见到这书信的，没有不疾首痛心，感觉对逆贼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像这种毫无根据的事，即使朕在做梦时也没出现过这种幻境，所以逆贼的攻击，实在和狗吠狼嗥一样，不值得一驳！但后来又仔细想了一下，逆贼所说的话，朕如果稍微有一点亏心事在其中，则应当回护隐忍下去，暗中平息这事。

而今逆贼说的全是无影无据的话，强加到朕头上，而朕自以为本心可以无愧于天，可以无愧于皇父，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把事实告诉普天下的亿万臣民。

而逆贼所以敢于肆意诽谤的，必然有更大的奸佞之徒，暗地在捏造谣言，摇动广大百姓的心思，盅惑人。

如果不把他们的无耻谣言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那么他们不是会更加猖狂地公开造谣吗？比如叛逆书信里强加于朕谋杀皇父的罪名。

朕幼年时便蒙受皇父的慈爱教育，四十多年来，一直顺应皇父心意而承欢膝下，竭力诚恳恭敬，多次受到皇父赞扬，在诸兄弟中间独认为朕最诚实孝顺，这是朕的兄弟和一切大臣、侍从都共知的。

【原文】朕在身为亲王的时候，上托皇父的荫庇，安享荣华福贵，安分守礼，不随便交接一个私人，不干预一件国家政事，除了依礼制进见皇父问安问饮食以外，丝毫没有沽名钓誉和别的企图，这也是朕的兄弟和一切大臣、侍从们所共知的事实。

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予，静摄于畅春园，朕请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应于斋所虔诚斋戒，朕遵旨于斋所至斋。

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末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阿其那、塞思黑、允、公允、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

著继朕即皇帝位。

是时唯恒亲王允祺以冬至命往孝东陵行礼，未在京师，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贝子允，俱在寝宫外祗候。

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

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号呼，实不欲生。

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皆仆于地。

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

朕始强起办理大事。

此当日之情形，朕之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

夫以朕兄弟之中，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邪谋，希冀储位，当兹授受之际，伊等若非亲承皇考付朕鸿基之遗诏，安肯帖无一语，俯首臣伏于朕之前乎？而逆贼忽加朕以谋父之名，此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

又如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伏惟母后圣性仁厚慈祥，阖宫中若老若幼，皆深知者。

朕受鞠育深恩，四十年来，备尽孝养，深得母后之慈欢，谓朕实能诚心孝奉。

而宫中诸母妃咸美母后，有此孝顺之子，皆为母后称庆，此现在宫内人所共知者。

及皇考升遐之日，母后哀痛深至，决意从殉，不饮不食。

朕稽颡痛哭，奏云："皇考以大事遗付冲人，今圣母若执意如此，臣更何所瞻依，将何以对天下臣民，亦惟以身相从耳。"

再四哀恳，母后始勉进水浆。

自是以后，每夜五鼓，必亲诣昭仁殿，详问内监，得知母后安寝，朕始回苫次。

【译文】

到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的前几天，朕奉皇父的旨意，代替皇父到南郊行祭天之礼。

那时皇父健康欠佳，静养病症于畅春园内。

朕请求到身边侍候，皇父以为南郊祭天典礼十分重要，应当到斋宫里进行斋戒，朕因此遵命住入斋宫戒斋。

到十三日那天皇父派人到斋宫通知要召见朕。

朕未到畅春园之前，皇父已经命令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阿其那、塞思黑、允、公允、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等人来到御床前面，告诉他们说："皇四子人品贵重，非常相似朕躬，一定能担负起统治国家的重担，现在让其继承皇帝之位。"

当时，只有恒亲王允祺因为冬至，命令其去东陵祭祖，没有在京师。

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贝子允都在寝宫外边守候。

等到朕急驰来到问安以后，皇父告诉病症日益加重的原因，朕含泪劝慰。

这天夜里戌时，皇父驾崩。

朕哀恸号呼，真是痛不欲生，隆科多便宣布皇父遗诏。

朕听说之后，惊恐恸哭，昏仆在地。

诚亲王等向朕叩头，劝朕节哀。

朕才强打起精神办理大事。

这是当日的情形，朕的各位兄弟和宫女太监，以及当时在宫中行走的大小臣子侍从，都亲眼见到这事。

在朕的兄弟当中，像阿其那、塞思黑"满语：猪、狗的意思。 这里指康熙的第八子允和第九子允，他们因与雍正争夺皇位失败，被雍正禁锢，并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 ———译者注"等久怀奸谋，妄图谋取皇储地位。

当朕被授命继承皇位时，他们如果不是亲自闻见皇父把皇位传给朕的遗诏，怎肯服服帖帖，一句话不讲，拜伏于地向朕称臣呢？而逆贼忽然加给朕以谋死皇父篡夺帝位的罪名，这真是朕在梦寐之中，也想不到会有人如此诽谤造谣的。

又如逆书上给朕加上逼死母亲的罪名。

母后圣性是非常仁厚慈祥的，这一点在整个皇宫内，无论老幼，都是深知的。

朕受母后抚养的深恩，四十年来努力尽孝，深受母后的欢心，说朕能做到诚心孝顺。

而宫中各位母妃，也都羡慕母后有个这么孝顺的儿子，都为母后称贺，这是现在皇宫中的人所共知的。

到了皇父驾崩升天的时候，母后哀痛到极点，决心随皇父殉葬，不吃不喝。

朕叩头痛哭，上奏母后说："皇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臣儿，如今圣母又决心从死，使臣儿更没有任何依靠了，怎样对得起天下臣民？也只好以身随着皇父皇母于地下了。"

再四哀求，母后才放弃寻死念头，勉强进了点饮食。

自此以后，每夜五更，朕必定要亲自到昭仁殿，详细询问值班太监，得知母后一夜安睡，才回到守灵的地方。

【原文】

朕御极后，凡办理朝政，每日必行奏闻，母后谕以不欲与闻政事。

朕奏云："臣于政务素未谙练，今之所以奏闻者，若办理未合，可以仰邀训诲，若办理果当，可仰慰慈怀，并非于予政事也。"

后朕每奏事，母后辄喜，以皇考付托得人，有不枉生汝，勉之莫怠之慈旨。

母后素有痰疾，又因皇考大事，悲恸不释于怀，于癸卯五月，旧恙举发。

朕侍奉汤药，冀望痊愈。

不意遂至大渐。

朕向来有畏暑之疾，哀痛擗踊，屡次昏晕，数月之内，两遭大事，五内摧伤，几不能支，此宫廷所共知者。

朕于皇考、母后大事，素服斋居，三十三月如一日，除祭祀大典，及办理政事外，所居之地，不过屋宇五楹，不听音乐，不事游览，实尽三年谅阴之礼，此亦内外臣工所共知者。

至于朕于现在宫中诸母妃之前，无不尽礼敬养，今诸母妃亦甚感朕之相待，岂有母后生我，而朕孺慕之心，有一刻之稍懈乎？况朕以天下孝养，岂尚缺于甘旨而于慈亲之前，有所吝惜乎？逆贼加朕以逼母之名，此更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

又如逆书加朕以弑兄之名。

当日大阿哥残暴横肆，暗行镇魇，冀夺储位，二阿哥昏乱失德。

皇考为宗庙社稷计，将二人禁锢。

此时曾有朱笔谕旨："朕若不讳；二人断不可留。"

此广集诸王大臣特降之谕旨，现存宗人府。

【译文】

朕登基称帝以后，凡办理朝政大事，每天必定要把情况奏明母后，母后说不打算参予政事。

朕奏说："臣儿初登皇位，对于政务还不够熟练。 现在所以要奏闻母后，是因怕办理得有不妥的地方，可以得到母后教诲；如果办理得妥当，也可以使母亲得到放心开怀，这并不是要母后干预政事。"

以后朕每奏事的时候，母后都十分高兴，以为皇父付托的人很妥当，所以有"不枉生你一场，要努力干下去不可松怠"

的话。

母后平素就有个痰病，又因为皇父丧事，心中悲痛不能释怀，便于癸卯年五月旧病复发。

朕亲自侍奉汤药，希望能够病好起来，不料却一天比一天加重而至病危逝世。

朕平常便有怕热的老病，这时哀痛哭号，几次昏倒于地。

几个月以内，连遇二次大丧，内脏受到严重伤害，几乎支持不下来。

这是宫廷内的人都知道的。

朕于皇父和母后的大丧期中，素衣素食，三十三个月如一日。

除了祭祀大典和处理政事以外，所住的地方不过房屋五间，不听音乐，不作游览，谨守居丧三年的礼制。

这也是内外臣子和侍从们所共知的事。

至于朕在现在宫中的各位母妃的跟前，没有不尽礼敬养，诸母妃也十分感谢朕对她们的厚待。

岂有母后生下我来，而朕仰望敬爱的心思，能有一刻松懈的吗？逆贼强加给朕以逼害母后的罪名，这更是朕在睡梦中也难想到，竟会有人诬谤到这种地步的。

又如逆书中强加给朕以谋杀兄长的罪名。

当年大阿哥非常残暴专横，暗中进行镇魇的邪术，梦想夺取储君的位子；二阿哥则昏乱丧失道德。

父王从国家社稷的安定考虑，把他们二人禁锢起来。

同时父王还写了朱笔谕旨说："朕如果去世，这二人断不可留下。"

这个召集诸王大臣们集会公布的谕旨，现在还存在于宗人府内。

【原文】

朕即位时，念手足之情，心实不忍，只因诸弟中如阿其那等，心怀叵测，固结党援，往往借端生事，煽惑人心，朕意欲将此辈徐徐化导，消除妄念，安静守法，则将来二阿哥亦可释其禁锢，厚加禄赐，为朕世外兄弟，此朕素志也。

所以数年以来，时时遣人赉予服食之类，皆不令称御赐，不欲其行君臣之礼也。

二阿哥常问云："此出自皇上所赐乎？我当谢恩领受。"

而内侍遵朕旨，总不言其所自。

及雍正二年冬间，二阿哥抱病，朕命护守咸安宫之大臣等，于太医院拣择良医数人，听二阿哥自行选用。

二阿哥素知医理，自与医家商订方药。

迨至病势渐重，朕遣大臣往视，二阿哥感朕深恩，涕泣称谢云："我本有罪之人，得终其天年，皆皇上保全之恩也。"

又谓其子弘皙云："我受皇上深恩，今生不能仰报，汝当竭心尽力，以继我未尽之志。"

及二阿哥病益危笃，朕令备仪卫移于五龙亭。

伊见黄舆，感激朕恩，以手加额，口诵佛号。

以上情事，咸安宫宫人、内监百余人，皆所目睹者。

及病故之后，追封亲王，一切礼仪有加，且亲往哭奠，以展悲恸。

其丧葬之费，动支库帑，悉从丰厚，命大臣等尽心办理，封其二子以王公之爵，优加赐赉。

今逆贼加朕以弑兄之名，此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

又如逆贼加朕以屠弟之名，当日阿其那以二阿哥获罪废黜，妄希非分，包藏祸心，与塞思黑、允、允结为死党，而阿其那之阴险诡谲，实为罪魁，塞思黑之狡诈奸顽，亦与相等。

允狂悖糊涂，允卑污庸恶，皆受其笼络，遂至胶固而不解，于是结交匪类，蛊惑人心，而行险侥幸之辈，皆乐为之用，私相推戴，竟忘君臣之大义。

以致皇考忧愤震怒，圣躬时为不豫，其切责阿其那也则有"父子之情已绝"

之旨。

其他忿激之语，皆为臣子者所不忍听闻。

朕以君父高年，忧怀郁结，百计为伊等调停解释，以宽慰圣心，其事不可枚举。

及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

朕即位以后，将伊等罪恶，俱行宽宥，时时教训，望其改悔前愆，又加特恩，将阿其那封为亲王，令其辅政，深加任用。

盖伊等平日原以阿其那为趋向，若阿其那果有感悔之心，则群小自然解散。

岂料阿其那逆意坚定，以未遂平日之大愿，恚恨益深，且自知从前所为，及获罪于皇考之处万无可赦之理，因而以毒忍之心肆其桀骜之行，扰乱国政，颠倒纪纲，甚至在大庭广众之前诅朕躬，及于宗社。

此廷臣所共见，人人无不发指者。

【译文】

朕即位后，因怀念同胞手足之情，心中实不忍按父王谕旨办。

只是因为几个兄弟中如阿其那等，心怀叵测，结党营私，往往借端生事，煽动扰乱人心。

所以朕想把这些人慢慢地开导，消除他们的错误野心，安静地守法过日子。

那时，二阿哥也就可以从禁锢中释放出来，并给以丰厚的俸禄，作为朕的世外兄弟，这是朕的一贯志愿。

所以几年以来，常常派人去送给他饮食衣服等用品，并都不让告诉他是皇上御赐，为的是不想让他们行君臣之礼。

二阿哥常问送东西的太监，说："这是皇上颁赐的吗？如果是，我应当行君臣之礼，跪拜谢恩。"

而太监们总是遵照朕的旨意，不告诉他这些物品的来源。

到雍正二年冬天，二阿哥生病，朕命令护卫咸安宫的大臣等，到太医院选择技术高明的医生数名，听从二阿哥从中选择，给他看病。

二阿哥平常懂得一些医理，便自己和医生商量决定药方。

等到病势逐渐加重以后，朕派大臣前往探病。

二阿哥感谢朕的深恩，曾哭泣流涕地称谢说："我本是有罪的人，能够获得善终，这都是皇上保全的恩惠。"

又对他的儿子弘说："我受到皇上深恩，今生无法报答，你应当竭力尽心，继续完成我这个没有尽到的志愿。"

等到二阿哥病更加危险沉重的时候，朕命令用仪仗护卫他移居于五龙亭。

他见了天子专用的黄轿，感激朕的恩德，用手加在额上，口中念着佛号。

以上情况，咸安宫里的宫女、太监共一百多人，都是亲眼看见过的。

到了他病故以后，又追封为亲王，一切礼仪都提高规格，并且朕还亲自前往哭吊祭祀，以抒发朕心中的悲痛。

其丧葬费用，准许动用国库，一切务必丰厚，命令大臣等尽心去办理丧事。

又封赐他两个儿子为王公的爵位，赐赏也特别丰厚。

现在逆贼强加给朕以杀兄之名，这真是朕在睡梦之中也不会想到有人这样地诽谤到这种地步的。

又如逆贼加朕以屠杀兄弟的罪名。

当时阿其那因为二阿哥犯罪而被废黜，便产生了非分之想，暗中包藏祸心，和塞思黑、允、允结成死党。

而阿其那尤其阴险诡诈，实在是个罪魁祸首；塞思黑则是个狡猾奸顽的人，也和阿其那差不多。

允狂悖糊涂，允卑鄙可恶，都受到他们的笼络，遂结成一团牢不可开。

于是他们结交匪人，蛊惑人心，而希望冒险一番或能侥幸成功的小人，便都乐意被他们使用，私下里互相吹捧谋夺皇位，竟然完全忘掉君臣大义，以致父王忧愤震怒，时常被气得病倒。

父王曾痛切地责备阿其那，有"父子之情已经断绝"的话。

其他非常忿恨和激烈的话，都是臣下所不忍听闻的。

朕以父王年岁已高，心怀忧结不畅，千方百计从中调停解释，用来宽慰父王圣心，这种事例多得不能一一枚举。

等到父王驾崩那天，朕正在悲痛的时候，塞思黑突然来到朕的跟前，大刺刺地伸长着腿坐在对面，态度十分傲慢无礼。

他的内心想些什么真无法测度。

如果不是朕镇定忍耐，必然会引起事端。

朕即位以后，把他们的一切罪行都加以宽大不究，时时教训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悔改。

又特别加恩把阿其那晋封为亲王，让他辅政，加以重用。

因为他们平常本来以阿其那为核心，如果阿其那真有改悔之心，则其小集团自然就解散了。

岂料阿其那叛逆的心十分坚定，以为没有达到他平日梦想当皇帝的目的，心中的怨恨更深。

而且他也知道自己以前的一些作为，以及得罪于父王的地方，是决不会赦免的道理。

因而便运用狠毒残忍的心，肆意猖狂横行，扰乱国政，颠倒国纪朝纲。

甚至在朝廷之上群臣面前，诅咒谩骂朕以及国家社稷。

这是朝内群臣所共同亲见的事，没有人不对这种犯上的狂徒气愤不已。

【原文】从前朕遣塞思黑往西大同者，原欲离散其党，不令聚于一处，或可望其改过自新。

岂知伊怙恶不悛，悖乱如故，在外寄书允，公然有"机会已失，悔之无及"等语。

又与伊子巧编格式，别造字样，传递京中信息，缝于骡夫衣袜之内，诡计阴谋，甚于敌国奸细。

有奸民令狐士仪，投书伊处，皆反叛之语，而伊为之隐藏。

其他不法之处甚多，不可胜数。

允赋性狂愚，与阿其那尤相亲密，听其指使。

昔年因阿其那谋夺东宫之案，皇考欲治阿其那之罪，允与塞思黑在皇考前袒护强辩，致触圣怒，欲手刃允。

此时恒亲王允祺抱劝而止。

皇考高年，知伊愚逆之性，留京必致妄乱启衅，后因西陲用兵，特遣前往效力，以疏远之。

伊在军前，贪婪淫纵，恶迹种种。

及朕即位，降旨将伊唤回，伊在朕前放肆傲慢，犯礼犯分，朕悉皆曲宥，仍令奉祀景陵。

竟有奸民蔡怀玺，投书伊之院中，造作大逆之言，称允为皇帝，而称塞思黑之母为太后。

允见书，将大逆之语剪裁藏匿，向该管总兵云："此非大事，可酌量完结。"

即此，则其悖乱之心，何尝改悔耶！允无知无耻，昏庸贪劣，因其依附邪党，不便留在京师，故令送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出口。

伊至张家口外，托病不行，而私自禳祷，连书雍正新君于告文，怨望慢亵，经绪王大臣等以大不敬题参。

朕俱曲加宽宥，但思若听其闲散在外，必不安静奉法，是以将伊禁锢以保全之，伊在禁锢之所竟敢为镇魇之事，经伊跟随太监举出，及加审讯，鉴鉴可据。

允亦俯首自认，不能更辩一词。

从前诸王大臣胪列阿其那大罪四十款，塞思黑大罪二十八款，允大罪十四款，又特参允镇魇之罪，恳请将伊等立正典刑，以彰国宪。

朕再四踌躇，实不忍，暂将阿其那拘禁，降旨询问外省封疆大臣，待其回奏，然后定夺。

仍令太监数人供其使。

令一切饮食所需，听其索取。

不意此际阿其那遂伏冥诛，塞思黑从西宁移至保定，交与直隶总督李绂看守，亦伏冥诛。

夫以皇考至圣至慈之君父，而切齿痛心于阿其那、塞思黑等，则伊等不忠不孝之罪，尚安有得逃于天谴者乎？

【译文】

从前朕派遣塞思黑往大同办事，原打算是拆散他们的小集团，不让他们聚在一起，也许可以使他们改过自新。

谁知道他坚持作恶，不肯改悔，照常悖逆扰乱。

在外边寄书信给允，公然在信里d机会已失，悔之无及”

等话。

又和他的儿子巧编了一些暗语，或造一些只有自己知道的字样，传递京中的信息，并把这情报缝到骡夫的衣服和袜子夹层里。

诡计阴谋，比敌国的奸细更狠。

有个奸民名叫令狐士仪，投书信到他那里，内容都是鼓动反叛的语言，而他却对令狐士仪进行包庇隐藏。

其他还有很多不法的地方，举不胜举。

允本性狂妄而愚昧，和阿其那关系尤其密切，一切听阿其那指挥。

当年因为阿其那谋夺东宫的案件，父王准备处治阿其那的罪行。

允和塞思黑在父王面前为他辩护，以致触怒父王，打算亲自拔刀杀死允。

这时被恒亲王允祺抱住劝说，才平息下来。

因为父王年龄已高，知道允愚昧而忤逆的个性，如留在京师，一定要肇起祸端，后来因为西方边境战事，才特派他前往军营出力，用以疏远他。

他在军队里贪婪淫纵，作了很多坏事。

到朕即皇帝位以后，才下了谕旨，把他召回京师。

他在朕的面前，仍然十分放肆傲慢，违犯礼仪和名分，朕都一一宽大不究，仍然派他奉祀景陵。

竟然有奸民蔡怀玺投书信到他家的院子里，内容有很多大逆不道的话，竟称允为皇帝，而称塞思黑的母亲为太后。

允见了这书信，把其中大逆不道的话剪裁下来收藏，向管理这案的总兵官说："这不算大事，可以酌情完结案子。"

从这一点来看，他悖乱的心思，何尝有一点改悔的意思呢？允既无知又无耻，昏庸贪劣。

因为他依附于奸党，不便留他在京师，所以让送他到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出口居住。

他到张家口外，便托病不行，而暗中禳祷诅咒，接连在告文中书写雍正新君名字焚化，表现了他的怨恨和亵渎于朕。

经诸王公大臣发现，以犯大不敬罪上本参奏他，朕都加以宽容原谅。

但想如果让他在外随意游荡，一定不能安分守法，所以才把他禁锢起来，以保护他不再生出是非。

他在禁锢的地方，仍然不安分，竟敢用镇魇的邪术害人。

经跟随他的太监发现检举，便加以审问，证据确凿，允也低头承认了这事，无法作一句辩解。

以前诸位王公大臣共列举了阿其那大罪四十条，塞思黑大罪二十八条，允大罪十四条，又特别参奏允搞镇魇的事，恳求把他们立正典刑，以彰明国法。

朕心中再四踌躇，确实有些不忍用刑。

因而暂时把阿其那拘禁起来，又下谕旨给各省总督、巡抚，让他们对处理发表意见，等他们回奏以后，再作最后决定。

同时仍派了太监数人，供阿其那使唤，一切饮食用物，听凭他随便索要。

不料这时阿其那受到阴司惩罚而死去。

塞思黑从西宁移到保定，交直隶总督李绂看守，也受到阴司惩罚而死。

像皇父那样非常圣明非常仁慈的君主，尚且切齿痛心于阿其那、塞思黑等人，那么他们犯了不忠不孝的大罪，还怎么能逃掉上天的惩罚！

【原文】

朕在藩邸，光明正大，公直无私，诸兄弟之才现实不及朕，其待朕悉恭敬尽礼，并无一语之争竟，亦无一事之猜嫌，满洲臣工及诸王门下之人，莫不知者。

今登大位，实无丝毫芥蒂于胸中，而为报怨泄愤之举，但朕缵承列祖皇考基业，负荷甚重，其有关于宗庙社稷之大计，而为人心世道之深忧者，朕若稍避一己之嫌疑，存小不忍之见，则是朕之获罪于列祖皇考者大矣。

古人大义灭亲，周公所以诛管蔡也，假使二人不死，将来未必不明正典刑。

但二人之死，实系冥诛，众所共知共见。

朕尚未加以诛戮也。

至于朕秉公执法，锄恶除奸，原不以诛戮二人为讳，若朕心以此为讳，则数年之中，或暗赐鸩毒，或遣人伤害，随时随地皆可陨其性命，何必咨询内外诸臣，众意佥同而朕心仍复迟回不决，俾伊等得保首领以殁乎？至允、允将来作何归结，则视乎本人之自取，朕亦不能予定。

而目前则二人现在也。

朕之兄弟多人，当阿其那等结党之时，于秉性聪明，稍有胆识者，则百计笼络，使之入其匪党，而于愚懦无能者，则恐吓引诱，使之依附声势，是以诸兄弟多迷而不悟，堕其术中。

即朕即位以后，而怀藏异心者，尚不乏人，朕皆置而不问。

朕之素志，本欲化导诸顽，同归于善，俾朝廷之上，共守君臣之义，而宫廷之内，得朕兄弟之情，则朕全无缺陷，岂非至愿。

无如伊等恶贯满盈，获罪于上天、皇考，以致自速冥诛，不能遂朕之初念。

此朕之大不幸，天下臣庶，当共谅朕为国为民之苦心，今逆贼乃加朕以屠弟之名，朕不辩亦不受也。

【译文】

朕在藩邸时，光明正大，正直无私，诸位兄弟的才能和见识，实在不如朕。

他们待朕都恭敬尽礼，并没有一句话争论，也没有一件事猜疑，满洲的臣下和侍从和诸王属下的人，没有不知道的。

所以朕今天登上皇帝之位，实在没有一丝一毫芥蒂存在心里，而对他们做出报怨泄愤的行为。

但是朕既然承袭了列位皇祖留下的基业，担子是很重的，其中有关国家社稷安危的大事，而受到人心和世道深为担忧的事，朕如果为了避免自己的嫌疑，存在着一点小不忍的私心，那么反而使朕大大得罪于列位皇祖在天之灵了。

古人有"大义灭亲"的说法，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就是这样。

假如阿其那、塞思黑二人不死，将来也未必不明正典刑，但是二人之死确实是受了阴司惩罚，这是很多人亲眼见到的，朕还没有来得及对他们执行诛杀。

至于朕秉公执法，锄恶除奸，本来便不怕杀了他二人被别人说闲话。

如果朕心中存有不敢公开杀他们的心思，那么在拘禁他们的几年里，或暗用毒药，或派人伤害，随时随地都可以害他们性命，何必发旨征求内外大臣们的意见呢？大家意见一致认为该杀，而朕内心仍然迟疑不决，仍使他们得以保全头颅落个全尸而死！至于允、允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则要看他们本人的表现，朕也无法预定，而这二人目前还活着。

朕的兄弟很多，当阿其那等结党营私时，对于头脑聪明，稍有胆识的，便千方百计地去笼络，使他加入他们的匪党；对于懦弱无能的，则采用恐吓和引诱的方法，使他去依附他们，以壮大声势。

因此诸位兄弟大都受到他们的迷惑而不省悟，落入他们的圈套。

即使在朕即位以后，而心中包藏着叛逆之心的，还不止一二人，朕对这些都置之不问。

朕的一贯志愿，是希望化导他们顽固思想，一同归于善美。

使朝廷里面，共同谨守君臣的道义，而在宫廷里面，使朕得享兄弟之情，那么朕就不会感到有什么缺陷了。

这难道不是朕最大的愿望吗？无奈他们恶贯满盈，获罪于上天和皇父，以致自己加速自己受到鬼神的惩罚，不能顺遂朕当初的心愿，这是朕的一大不幸。

天下的臣子百姓，一定要谅解朕这种为国为民的苦心。

现在逆贼强加给朕以杀弟的罪名，这一件事，天下后世自有公论，朕不打算辩解，也决不接受这种诬谤的说法。

【原文】

至逆书谓朕为贪财，朕承皇考六十余年太平基业，富有四海，府库充盈，是以屡年来大沛恩泽，使薄海黎庶，莫不均沾。

如各省旧欠钱粮，则蠲免几及千万两，江南、江西、浙江之浮粮，则每年减免额赋六十余万两。

地方旱涝偶闻，即速降谕旨，动帑遣官，多方赈恤，及灾伤勘报之后，或按分数蠲除，或格外全行豁免。

今年又降谕旨，被灾蠲免分数，加至六分七分。

至于南北黄运河工堤工，兴修水利，开种稻田，以及各省建造工程，备办军需，恩赐赏赉，所费数百万两，皆内动支帑项，丝毫不使扰民。

夫以额征赋税，内库帑金减免支给如此之多，毫无吝惜，而谓朕为贪财，有是理乎？只因从前贪官污吏，蠹国殃民，即置重典，亦不足以蔽其辜。

但不教而杀，朕心有所不忍，故曲宥其死，已属浩荡之恩，若又听其以贪婪横取之资财肥身家，以长子孙，则国法何存，人心何以示儆？况犯法之人，原有籍没家产之例，是以将奇贪极酷之员，照例抄没，以彰宪典，而惩贪污，并使后来居官者，知赋私之物，不能入已，无益有害，不敢复蹈故辙，勉为廉吏，此朕安百姓，整饬吏治之心。

今乃被贪财之谤，岂朕不吝惜于数千百万之帑金，而转贪此些微之赃物乎？

至于属员，虚空钱粮，有责令上司分赔者，盖以上司之于属吏有通同侵蚀之弊，有瞻徇容隐之风，若不重其责成，则上司不肯尽察吏之道，而侵盗之恶习无由而止。

是以设此惩创之法，以儆惕之。

俟将来上官皆能察吏，下寮群知奉公，朕自有措施之道。

若因此而谤为贪财，此井蛙之见，焉知政治之大乎？至逆书谓朕好杀，朕性本最慈，不但不肯妄罚一人，即步履之间，草木蝼蚁，亦不肯践踏伤损。

即位以来，时刻以祥刑为念，各省爰书及法司成谳，朕往复披览，至再至三，每遇重犯，若得其一线可生之路，则心为愉快，倘稍有可疑之处，必与大臣等推详讲论，期于平允。

六年以来，秋审四经停决，而廷议缓决之中，朕复降旨，察其情罪稍轻者，令行矜释，其正法及勾决之犯，皆大逆大恶之人，万万法无可贷者。

夫天地之道，春生秋杀。

尧舜之政，弼教明刑。

朕治天下，原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

但罪疑惟轻，朕心慎之又慎，惟恐一时疏忽，致有丝毫屈枉之情，不但重辟为然，即笞杖之刑，亦不肯加于无罪者，每日诚饬法司，及各省官吏等，以钦恤平允为先务。

今逆贼谓朕好杀，何其与朕之存心行政相悖之甚乎？

【译文】

至于逆书又攻击朕是贪财的人。

朕继承了父王六十多年的太平基业，富有整个国家，各地国库充盈，所以几年来屡次施加恩泽，使全国黎民百姓没有不得到利益的。

比如各省过去欠的钱粮，就豁免了几乎有几千万两。

江南、江西、浙江等省的浮粮，则每年减免田赋六十余万两。

有的地方偶然发生旱灾或水灾，便立刻发下谕旨，动用国库，派遣官员，多方面地去赈济抚恤受灾百姓。

到灾情详细报来以后，根据情况或按比例减除田赋，或完全豁免。

今年又降下谕旨，将遭灾地区减免赋税比例，加到六分至七分。

至于南北的黄河和运河的河工、堤工，兴修水利，开种稻田，以及各省的建造工程，备办军需，以及特恩赏赐等，共需花费几百万两银子，一律动用国库开支，丝毫不准向百姓征收，以防扰害百姓。

征收赋税向来都有定额，国库和皇室内库的库藏减免和动用如此之多，没有一点吝惜，竟然说朕贪财，难道有这个道理吗？

只是因为从前贪官恶吏祸国殃民，即使把他们处以极刑，也不足以抵得上他们的罪恶。

但是不加教育而杀掉他们，朕心中实在有些不忍，所以宽大处理免去死罪，这已经是很大的恩惠了。

如果又听任他们把贪婪得来的财物养肥自己身家以及留给子孙，那么国法何在？人心如何以此为戒？况且对犯法的人原来就有抄没家产的定例，所以要把奇贪极酷的官员，照例抄没家产，以申国法，以惩贪污。

并且使后来做官的人，知道赃私的东西不能侵吞归己，否则无益有害，而使他们不敢重蹈覆辙，努力去作一个廉洁官吏。

这是朕为了爱护百姓、整饬吏治的措施，如今竟被作为贪财而进行诽谤。

岂有朕不吝惜千百万两的库金，反而去贪这些微小的赃物吗？至于下属官吏亏空赋税钱粮，有责令上司分赔的原因，是因为上司和所属吏员，往往有通同作弊侵吞，或者包庇宽容的邪风。

如果不追究他的责任，则上司便不肯尽力监督手下的办事官吏，而侵吞公款贪污盗窃的歪风也没办法制止。

所以才设立这种惩办方法，以劝戒警告他们。

等到将来上官都能认真监督下属，下属都知道廉洁奉公，朕自有新的措施。

如果因为这一点，便诽谤朕是贪财的人，这实在是井底之蛙的见解，怎能知道政治手段的高深博大啊！

至于逆书又攻击朕生性好杀。

朕的本性是最仁慈的，不但不肯随便惩罚一人，即使在走路时，草木蝼蚁，也都不肯去践踏伤害。

自即位以来，时刻以谨慎用刑为宗旨。

各省上报的犯人口供文书以及法司定罪的意见，朕总是反复阅看，往往看二三遍。

每遇到死刑重犯的案件，如果从中可以找出他一线生机之路，朕心中总是十分愉快。

如果稍有可疑之处，一定和大臣们仔细商量推详，务必求得判刑公平适当。

六年以来，每逢秋季判决死刑犯时，有四次下谕停止执行，而在朝廷内讨论暂缓处决的犯人时，朕又降旨，考察其中罪行稍轻的，命令可以不杀。

其被正法和勾决的犯人，都是大逆大恶，法律上万万难以宽大的人。

天地的规律是春生秋杀，尧舜的政治，是把刑法当作教育的辅助工具。

朕治理天下，本来不肯以妇人般的小恩小惠，而废弛三尺刑法。

但是对判刑都要从轻处着想，朕心中是慎之又慎的，唯恐因一时的疏忽大意，致使产生一丝一毫冤屈的情况。

不但对于死罪重刑是这样，即使判杖打的，也不肯随意加到无罪的人身上。

每天都告诫司法官员和各省地方官吏等人，要以体恤百姓处理公正为第一要紧的事。

现在逆贼说朕生性好杀，怎么和朕的存心以及实行的政治相差得那么远呢？

【原文】

又逆书谓朕为酗酒，夫酒醴之设，圣贤不废。

古称尧千钟，舜百，《论语》称孔子惟酒无量，是饮酒原无损于圣德，不必讳言。

但朕之不饮，出自天性，并非强致。

而然前年提督路振扬来京陛见。

一日忽奏云："臣在京许久，每日进见，仰瞻天颜，全不似饮酒者，何以臣在外任，有传闻皇上饮酒之说。"

朕因路振扬之奏，始知外闻有此浮言，为之一笑。

今逆贼酗酒之谤，即此类也。

又逆书谓朕为淫色。

朕在藩邸，即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色欲。

即位以后，宫人甚少。

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

远色二字，朕实可以自信，而诸王大臣近侍等，亦共知之。

今乃谤为好色，不知所好者何色？所宠者何人？在逆贼既造流言，岂无耳目，而乃信口讥评耶！

又逆书谓朕为怀疑诛忠。

朕之待人，无一事不开诚布公，无一处不推心置腹，胸中有所欲言，必尽吐而后快，从无逆诈，亿不信之事。

其待大臣也，实视为心膂股肱，联络一体，日日以至诚训诲臣工。

今诸臣亦咸喻朕心有感孚之意。

至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则朕之所诛戮者也。

年羹尧受皇考及朕深恩，忍于背负，胸怀不轨，几欲叛逆。

其贪酷狂肆之罪，经大臣等参奏九十二条，揆以国法，应置极刑。

而朕犹念其西藏、青海之功，从宽令其自尽；其父兄俱未处分，其子之发遣远方者，今已开恩赦回矣。

鄂伦岱、阿灵阿实奸党之渠魁。

伊等之意，竟将东宫废立之权，俨若可以操之于己。

当阿其那恶迹败露之时，皇考审询伊之太监，比将鄂伦岱、阿灵阿同恶共济之处，一一供出，荷蒙皇考宽宥之恩，不加诛灭。

而伊等并不感戴悔过，毫无畏惧，愈加亲密，鄂伦岱仍敢强横踞傲，故意触犯皇考之怒。

当圣躬高年颐养之时，为此忿懑恚恨，臣工莫不切齿。

阿灵阿罪大恶极，早伏冥诛。

伊子阿尔松阿，仿效伊父之行，更为狡狯。

朕犹念其为勋戚之后，冀其洗心涤虑，以盖前愆，特加任用，并令管理刑部事务。

而伊逆心未改，故智复萌，颠倒是非，紊乱法律。

一日审理刑名，将两造之人，用三木各夹一足，闻者皆为骇异。

又与鄂伦岱同在干清门，将朕所降谕旨掷之于地，其他狂悖妄乱之处，不可殚述。

朕犹不忍加诛，特命发往奉天居住，使之解散其党羽，尚可曲为保全，岂料二人到彼全无悔悟之念，但怀怨望之心，而在京之邪党，仍然固结，牢不可破。

朕再四思维，此等巨恶，在天理国典，断不可赦，于是始将二人正法。

至于苏努则老奸大蠹，罪恶滔天，实逆党之首恶。

隆科多则罔上欺君，款迹昭著。

二人皆伏冥诛，未膺显戮。

逆书之所谓怀疑诛忠者，朕细思朕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三人之外，并未诛戮忠良之大臣。

想逆贼即以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苏努、隆科多等为忠良乎？天下自有公论也。

又逆书谓朕为好谀任佞。

朕在藩邸四十余年，于人情物理，熟悉周知，谗谄面谀之习，早已洞察其情伪，而厌薄其卑污。

不若冲幼之主，未经阅历者也。

是以即位以来，一切称功颂德之文，屏弃不用，不过臣工表文，官员履历，沿习旧日体式，作颂圣之句，凑合成章，朕一览即过，不复留意。

日日训谕大小臣工，直言朕躬之阙失，详陈政事之乖差，以忠谠为先，以迎合为戒。

是以内外诸臣，皆不敢以浮夸颂祷之词见诸言奏，恐为朕心之所轻。

今逆贼之所谓好谀任佞者，能举一人一事以实之否耶？

以上诸条，实全无影响，梦想不及之事，而逆贼灭绝彝良，肆行诋毁者，必有与国家为深仇积恨之人捏造此言惑乱众听。

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之奸党，被朕惩创拘禁，不能肆志，怀恨于心，或贪官污吏，匪类棍徒，怨朕执法无私，故造作大逆之词，泄其私愤。

且阿其那、塞思黑当日之结党肆恶，谋夺储位，也于皇考则时怀忤逆背叛之心。

于二阿哥则极尽摇乱倾陷之术，因而嫉妒同气，排挤贤良，入其党者，则引为腹心。

远其党者，则视为仇敌。

又如阿其那，自盗廉洁之名，而令塞思黑、允、允贪赋犯法，横取不义之财，以供其市思沽誉之用。

且允出兵在外，盗取军需银数十万两，屡次遣人私送与阿其那，听其挥霍。

前允之子供出，阿其那亦自认不讳者。

又如阿其那残忍性成，逐日沉醉。

当朕切加训诫之时，尚不知改。

伊之护军九十六，以直言触怒，立毙杖下，长史胡什吞，亦以直言得罪，痛加楚，推入水中，几至殒命。

允亦素性嗜酒，时与阿其那沉湎轻生。

允又复渔色宣淫，不知检束，以领兵之重任，尚取青海台吉之女，及蒙古女子多人，恣其淫荡，军前之人谁不知之？

【译文】

又逆书说朕性好酗酒。

酒是祭祀和宴会必须设备的，即使是圣贤，也不废止饮酒。

古时称"尧千钟，舜百"。

《论语》里也说孔子"唯酒无量"。

所以饮酒本来就对圣人的道德没有什么损害，所以不必讳言。

但是朕的不喝酒，却是天生的习性，并不是强制不喝。

前年提督路振扬来京朝见，一天忽然启奏说："臣在京很久，每天进见皇上，仰看皇上容颜，完全不像喝过酒的。 为什么臣在外省任上时，有传闻皇上饮酒的说法？"

朕因为路振扬这次启奏，才知道外边有这种不实的传说，因一笑了之。

现在逆贼诽谤朕酗酒，就是这一类谣言的反映。

又逆书说朕好色贪淫。

朕在身为雍亲王时，便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便不好色。

即位以后，皇宫内的宫女很少，朕常自以为天下人不好色的，没有能比得上朕的。

"远色"两个字，朕完全可以自信。

而且诸王公大臣和侍从们也都共知。

而今却诽谤朕好色，不知所好的什么色？所宠的又是什么人？逆贼既能制造流言蜚语，难道就没有一点耳目，便要信口胡绉加以讥讽吗？又逆书里说朕生性好怀疑而滥杀忠良。

朕待别人，没有一件事不是开诚布公的，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推心置腹的。

胸中想说什么话，必定要全部吐露出来才感到痛快，从来没有作过欺诈和不讲信用的事。

至于对待大臣，确实把他们当成心腹和臂膀，结成了一个整体。

天天用至诚来教育臣子和侍从，如今诸臣也都了解朕的这种用心，都非常信服。

至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则是朕下令处死的。

年羹尧受到父皇和朕的深恩，竟然忍心背负，胸中怀有不轨的想法，几乎要发动叛乱，他的贪赃和残暴的罪行，经大臣们参奏，都有九十二条之多。

根据国法，应处以极刑，而朕念他在西藏、青海的战功，从宽处理，让他自尽。

他的父兄都没有受处分，他的儿子流放到边远地区，现在已经开恩放回。

鄂伦岱、阿灵阿则确实是奸党的主要头目。

他们的想法，把东宫废立的权力，好像就操在他手里一样。

当阿其那罪行败露的时候，父王审问其宫中的太监，太监才把鄂伦岱、阿灵阿共同作恶的事一一招供出来。

蒙受父王的开恩宽大，没有加以诛杀，可是他们并没有感恩悔过，丝毫不害怕，反而更抱成亲密的一团。

鄂伦岱仍然十分强横傲慢，故意去触父王的怒。

当父王年龄老大需要静心休养的时候，为了这事心情十分愤恨，而臣子和侍从对他们无不切齿痛恨。

阿灵阿罪大恶极，早已受到阴司的惩罚而死。

他的儿子阿尔松阿却仿效其父亲的行为，更加狡猾奸诈。

朕还想到他是有功勋的皇戚后代，希望他能洗心革面，以弥补从前的过错，特地加以任用为官，并让他管理刑部事务。

而他叛逆的心一点不改，故态复萌，颠倒是非，混乱法律。

有一天审问案件，竟然不问是非，用大刑把原告和被告各夹住一只脚，听到这事的人没有不骇异的。

又和鄂伦岱一同在干清宫门外边，把朕所下的谕旨掷到地上，其他狂妄忤逆的事还很多，不能尽述。

朕还不忍对他诛杀，特下令流放到奉天居住，使他们的党羽分散，还可以保全他们不再犯罪。

而他们在京的党羽，仍然结成一团，牢不可破。

朕再四地思考，像这种大恶的人，在天理和国法上都是绝对不可赦免的，于是才把他们二人正法。

至于苏努，则是个老奸巨滑的贼子，罪恶滔天，实是逆党的头号恶人。

隆科多则欺君罔上，罪状所列条款都十分明白。

二人都受到阴司冥诛病死，并没有受国法处以死刑。

逆书里说的所谓朕生性好疑而诛杀忠良，朕细想朕除了对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三人以外，并没有杀过任何忠良大臣，因想逆贼大约是把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苏努、隆科多等当成忠良吧！这一点天下自会有公平的舆论。

又逆书中说朕爱好阿谀奉承而任用奸佞。

朕身为藩王达四十余年，对于人情事故知道得十分详细，对于进谗言和谄媚的世俗习惯，早已十分清楚其虚伪并十分讨厌其卑鄙，不像那些还在童孩时便当了皇帝没一点阅历的人。

所以自即位以来，一切称功颂德的文章，都抛弃不采用。

不过臣子们的奏章和官员们的履历，都沿用过去的老模式，夹杂一些颂扬皇帝的词句，凑合成文章。

朕总是一看即带过，不再留意。

并天天训谕大小官员和侍从，要敢于直言朕的缺点和过失，详细议论政事上出现的错误和不足。

要以忠言为第一，以迎合皇帝心理为戒。

所以内外诸臣，都不敢把浮夸颂扬的词句写入奏章或口头说出，恐怕被朕所讨厌轻视。

现在逆贼说的所谓朕爱好阿谀奉承而任用奸佞之人，那么，能够举出一人一事来证实一下吗！

以上各条，实际上全是毫无根据梦想不到的事，而逆贼等灭绝良心，猖狂进行诋毁，必定是对国家心怀深仇积恨的人所捏造的，以图惑乱百姓视听。

比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一伙的奸党，因被朕惩办拘禁，不能任意胡为，所以才怀恨在心。

或者是贪官污吏、流氓无赖等匪徒，怨恨朕执法无私，所以才捏造了这些大逆不道的谣言，以泄他们的私愤。

况且阿其那、塞思黑当年结党营私，谋夺皇储位子，对父王则时刻怀着忤逆背叛的黑心，对二阿哥则极尽动摇陷害的手段。

他们怀着嫉妒心理，排挤贤良。

凡参加他们小集团的，便看成是心腹，疏远他们的便被看成是仇敌。

又如阿其那自己假作廉洁以沽名钓誉，却去指使塞思黑、允、允等去贪赃枉法，夺取不义横财，以供他赏赐别人，施加小恩小惠以博取名誉使用。

而且允领兵在外，盗取军需银几十万两，多次派人私自送给阿其那，供他挥霍，这是前些时允的儿子招供出来，阿其那也自己承认了事实。

又如阿其那性格十分残忍，整天喝得醉醺醺的。

朕对他恳切地训诫，他仍不知道改悔。

他的卫士九十六"人名"因为直言触怒了他，被他立刻用刑杖打死。

长史胡什吞也是因直言得罪了他，便痛加鞭打，并推到水中，差一点死去。

允也性喜饮酒，时常和阿其那在一块豪饮不顾性命。

允又好色宣淫，不知检点。

身为领军统帅，还取要了青海台吉的女儿和蒙古女子多人，留在军中供他淫乐。

军队里的人哪个不知此事！

【原文】

今逆书之毁谤，皆朕时常训诲伊等之事，伊等即负疚于心，而又衔怨于朕，故即指此以为讪谤之端，此鬼蜮之伎俩也。

且伊等之奴隶太监，平日相助为虐者，多发遣黔粤烟瘴地方，故于经过之处，布散流言。

而逆贼曾静等，又素怀不臣之心，一经传闻，遂借以为蛊惑人心之具耳。

向因储位未定，奸宄共生觊觎之情，是以皇考升遐之后，远方之人皆以为将生乱阶，暗行窥伺。

及朕缵承大统，继志述事，数年以来幸无失政。

天人协应，上下交孚，而凶恶不轨之徒，不能乘间伺觉，有所举动，逆志迫切，自知无得逞之期，遂铤而走险，甘蹈赤族之罪，欲拼命为疑人耳目之举耳。

殊不知实于朕无损也。

又逆书云"明君失德，中原陆沉，夷狄乘虚入我中国，窃据神器"等语。

我朝发祥之始，天生圣人起于长白山，积德累功，至于太祖高皇帝，天锡神武，谋略盖世，法令制度，规模弘远。

是以统一诸国，遐迩归诚，开创帝业。

迨太宗文皇帝，继位践祚，德望益隆，奄有三韩之地，抚绥蒙古，为诸国之共主。

是本朝之于明，论报复之义，则为敌国，论交往之礼，则为与国。

本朝应得天下，较之成汤之放桀，周武之伐纣，更为名正而言顺，况本朝并非取天下于明也。

崇祯殉国，明祚已终，李自成僭伪号于北京，中原涂炭，咸思得真主，为民除残去虐。

太宗文皇帝不忍万姓沉溺于水火之中，命将兴师，以定祸乱。

干戈所指，流贼望风而遁。

李自成为追兵所杀，余党解散。

世祖章皇帝驾入京师，安辑畿辅，亿万苍生咸获再生之幸，而崇祯皇帝始得以礼殡葬。

此本朝之为明报怨雪耻，大有造于明者也。

是以当时明之臣民，达人智士，帖然心服，罔不输诚向化。

今之臣民，若果有先世受明高爵厚禄，不忘明德者，正当感戴本朝为明复仇之深恩，不应更有异说也。

况自甲申，至今已八十余年，自祖父以及本身，履大清之土，食大清之粟，而忍生叛逆之心，倡狂悖之论乎？

【译文】

现在逆书里进行的诋毁诽谤，都是朕时常训诫教育他们的事。

他们既内疚于心，又对朕怨恨，所以便把这些事加到朕身上进行诽谤，实在是鬼蜮的伎俩呀！况且他们的奴仆太监，平常帮助他助纣为虐的人，大都被流放到两广、贵州等边远烟瘴地方，所以他们便在经过的地方，到处散布流言蜚语。

而逆贼曾静等人，又素怀叛逆之心，一听到这些传闻，便借以用作蛊惑人心的工具。

过去因为皇储没有确定，奸诈之徒便都生了觊觎的念头，所以在父王驾崩以后，远方的人都以为将要产生动乱，便暗中窥伺时机。

等到朕继承皇位以后，照父王遗志处理政务。

几年以来，庆幸没有出现什么过失，天意和民心一致，上下协调信赖。

因而图谋不轨的凶徒，不能够趁机有所举动。

他们叛逆的心思十分迫切，自知没有得逞的时候，遂不顾一切铤而走险，甘心冒着灭族大罪的危险，打算拼命造谣以迷惑人的耳目。

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这种谣言实在对朕是难起到一点损害的。

又逆书里说："明朝的君王丧失了道德，以致中原沦陷，夷狄少数民族乘虚侵入中国，窃据了帝位"等话。

我国发祥的开始，是上天降生下圣人，兴起于长白山，积累了很多德行和武功。

到太祖高皇帝时，上天赋予神圣的武功，谋略盖世无双，法令制度的设置，规模弘大，见识深远，所以统一了东北各民族和部落，而开创了帝业。

到太宗文皇帝继承帝位以后，三韩地方也来臣服，蒙古也受到绥抚，被诸国共尊为主。

所以本朝和明朝的关系，从报复的意义上来讲，则是敌国；从交往的礼节上来讲，则是平等友邦。

所以本朝得以统一中国天下，以成汤的放逐夏桀，周武王的讨伐殷纣，更为名正言顺，不像他们是以臣伐君。

何况本朝并不是取天下于明朝手中。

崇祯殉国以后，明朝便已终结了。

李自成称皇帝于北京，中原百姓遭受涂炭，都一致地想得到真命天子出世来为民除残去暴。

我太宗文皇帝不忍万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便命令将军兴兵，去平定祸乱。

锋芒到处，流寇望风而逃。

李自成被追兵所杀，余党亦遂解体。

世祖章皇帝御驾进入北京，安定整顿了京师附近的地方。

亿万百姓都欣庆能获得再生，而崇祯皇帝才得到依礼加以殡葬。

这表明本朝为明朝报仇雪耻，大有贡献于明朝的。

所以当时明朝的臣民和见识的人士，都帖然心服，没有不竭诚拥护本朝的。

今天在世的臣民们，如果有祖先在明朝时受过高官厚禄，而不能忘记明朝恩德的，正应当感谢本朝为明朝复仇的深恩，不应该再有其它怪异的说法。

况且自甲申年明亡以来，至今已八十多年了，一个人从他祖父到他自己，都是居住于大清的土地上，吃大清的粮食。

怎能忍生叛逆的念头，倡导一切狂悖的言论呢？

【原文】

逆书云："夷狄异类，詈如禽兽。"

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以其存心也。

君子以仁存心，以义存心。

若僻处深山旷野之夷狄番苗，不识纲维，不知礼法，蠢然漠然，或可加之以禽兽无异之名。

至于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而喀等，尊君亲上，慎守法度，盗贼不兴，命案罕见，无奸伪盗诈之习，有熙宁静之风，此安得以禽兽目之乎？若夫本朝，自关外创业以来，存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即古昔之贤君令主，亦罕能与我朝伦比。

且自入中国，已八十余年。

敷猷布教，礼乐昌明，政事文学之盛，灿然备举，而犹得谓为异类禽兽乎？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是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为禽兽之类。

宁在地之内外哉！《书》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本朝之得天下，非徒事兵力也。

太祖高皇帝开创之初，甲兵仅十三人，后合九姓之师，败明四路之众。

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师时，兵亦不过十万，夫以十万之众，而服十五省之天下，岂人力所能强哉？实道德感孚，为皇天眷顾，民心率从，天与人归。

是以一至京师，而明之臣民，咸为我朝效力驰驱。

其时统领士卒者，即明之将弁，披坚执锐者，即明之甲兵也。

此皆应天顺时，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

而其人亦标名竹帛，勒勋鼎彝，岂不谓之贤乎？而得以禽兽目之乎？及吴三桂反叛之时，地方督抚提镇，以至县令武弁攻城破敌，转饷挽粮，多半汉人也。

且多临阵捐躯，守土殉节者，国史不胜其载，历历可数。

又如三次出征朔漠，宣力行间，赞襄荡平之勋者，正复不少。

岂不谓之忠且义乎？而得以禽兽目之乎？即如岳钟琪，世受国恩，忠诚义勇，克复西藏，平定青海，屡奏肤切，赤心奉主，岂非国家之栋梁，朝廷之柱石乎？如逆贼曾静者，乃汉人之禽兽也。

盖识尊亲之大义，明上下之定分，则谓之人。

若沦丧天常，绝灭人纪，则谓之禽兽。

此理之显然者也。

且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

孟子云："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

本其所生而言，犹今人之籍贯耳。

况满洲人皆耻附于汉人之列，准噶尔呼满洲为蛮子，满洲闻之，莫不忿恨之，而逆贼以夷狄为诮，诚醉生梦死之禽兽矣。

【译文】

逆书上说："夷狄民族是个异类，应当骂为食兽。"

人所以和禽兽不同的地方是很小的，主要看他存心。

君子是以仁存在心中，以义存在心中。

如果居住在深山僻境的夷狄番苗，不懂得国家纲维，不知道礼法，蠢愚无知，也许可以加得上是与禽兽无异的帽子。

至于今天的蒙古四十八旗喀尔喀部落等，他们能尊亲君王，谨慎地遵守法制，没有盗贼，命案十分罕见，没有奸伪诈骗的习惯，到处一片光明祥和宁静太平的景象。

像这样的少数民族，能把他们比作禽兽吗？又如本朝自关外创业以来，存着仁义的心思，实行仁义的政治，即使古代著名的贤德君主，也罕有能和我朝相比配的。

而且自统一中国以来，已经八十多年，筹划富国大计，广施仁爱教化，礼乐昌明，政治和文学的兴盛，更是光彩夺目，这样还能说是和禽兽无异吗！孔子说过："夷狄也会有英明君主，中原地区也会有亡国昏君。"

所以夷狄有英明君主，就可成为圣贤一样的人；中原的亡国昏君，亦就和禽兽没什么差别，岂能根据地域的内外来评判！《书经》上说："上天不偏爱任何人物，惟保护有仁德的人。"

本朝所以取得天下，并不是全靠兵力去征服的。

太祖高皇帝开始创业时，只有十三个士兵，后来汇合九姓部落的军队，击败了明朝的四路大兵。

至世祖章皇帝进入京师时，兵力也不过十万。

要拿十万人的军队，去征服十五省的天下，这岂能是人力能做到的吗！实质是能实行道德和诚信，才被上天保护，百姓也都来拥护，天心人心都归向本朝。

所以一到京师，明朝的臣子和百姓，都努力为本朝效力和奔走。

当时，统帅士兵的，就是原来明朝的将官；披甲执枪的，就是原来明朝的兵丁。

这都是顺应天时，通晓大义，才辅佐本朝完全一统天下的太平基业，而这样的人也名垂竹帛，记功于鼎彝，岂能不说他们是贤明的人？难道还可以用禽兽来看待他们吗？

到后来吴三桂叛乱时，地方上的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文武官员，以至到县令和武弁，都为讨伐叛逆尽力，攻城破敌，运送粮饷，大都也是汉族人。

而且有很多人临阵捐躯，为守土而光荣殉国。

国史里记载也记载不完的，这些事例随处可见。

又如三次出征沙漠，在军队中效力，参赞军机而获得功勋的人，也不少。

这些人难道不应该说他们是忠义的人吗？还可以用禽兽去看待他们吗？即使像岳钟琪这样人，世代受国家恩惠，忠诚义气而又勇武，克复西藏，平定青海，多次建立功勋，赤心报效朝廷，这样人岂不是国家的栋梁、朝廷的柱石吗？而像逆贼曾静等人，才真正是汉族人中间的禽兽！凡是懂得尊敬爱护君王的大义，明白上下关系的定分，则可以称作人；如果丧失伦常，绝灭人性，则可以称作禽兽。

这道理是十分明显的。

而且对于"夷狄"这词，本朝并不忌讳。

孟子说过："舜，是东夷的人；文王，是西夷的人。"

这是从其出生地来说的，就和人有籍贯一样。

何况满洲人都以附于汉族人为羞耻，准噶尔人称满洲人为蛮子，满洲人听到后，没有不忿恨的。

而逆贼以为用夷狄是一种贱视的称呼，真是醉生梦死不明世理的禽兽了。

【原文】本朝定鼎以来，世祖十八年建极开基，圣祖六十一年深仁厚泽。

朕即位以后，早夜忧劳，无刻不以闾阎为念，是以上天眷佑，雨时若，奸宄不兴，寰宇享升平之福。

在昔汉、唐、宋极治之时，不过承平二三十年，未有久安长治如今日者。

百姓自龆龀之年，至于白首，不见兵革，父母妻子家室完聚，此非朝廷清明庶绩咸熙之所致乎？且汉、唐、宋、明之世，幅员未广，西北诸处，皆为劲敌，边警时闻，烽烟不息。

中原之民，悉索敝赋，疲于奔命，亦危且苦矣。

今本朝幅员弘广，中外臣服，是以日月照临之下，凡有血气，莫不额手称庆，歌咏太平。

而逆贼谓干坤反复，黑暗无光，此又犬获鸱之吠鸣，禽兽中之最恶者矣。

或逆贼之先世为明代之勋戚，故恋恋于明乎，今昌平诸陵，禁止樵采，设户看守，每岁遣官致祭。

圣祖屡次南巡，皆亲谒孝陵奠酹，实自古所未有之盛典，朕又继承圣志，封明后以侯爵，许其致祭明代陵寝，虽夏、商、周之所以处胜国之后，无以加矣。

若逆贼果心念前明，更当感切肺腑，梦寐之中，惟本朝崇奉，而犹云："内中国而外夷狄乎？"

此逆贼也。

非惟在本朝为汉人之禽兽，即在明代，亦一禽兽，且其意非仅比本朝为禽兽，其视明代亦一漠不相关之禽兽耳。

【译文】

本朝建国以来，世祖开创基业在位十八年，圣祖在位六十一年，仁德十分深厚。

朕即位以后，日夜忧劳，没有一刻不挂念着民间百姓。

所以受到上天的爱护保佑，风调雨顺，奸宄不兴，全国共享太平幸福。

在过去汉、唐、宋各朝国家最兴旺的时候，也不过太平二三十年，从来没有长治久安像今天一样的。

百姓们从婴儿时代开始，直到成为白发老翁，一辈子不见兵灾战祸，父母妻子家庭完聚。

这难道不是因为朝廷政治清明，成绩显明所得到的吗？而且在汉、唐、宋、明的朝代，中国地域还不广大，西北等地部落都是强大敌人，边疆的警报不时听到，烽火连年不熄。

中原的百姓，常常担负着很重赋税，疲于奔命，也实在危险和艰苦得很了！如今我朝幅员广大，中外臣服我朝，所以在日月照临的光明盛世，凡是有血气的人，没有不举手加额而为之庆贺，歌颂太平盛世的。

而逆贼却说干坤反覆，黑暗无光，这真是好像疯狗和夜枭一样的吠叫，是禽兽中最可恶的东西了。

或者说逆贼的祖先，是明朝的勋臣或皇戚，所以才对明朝恋恋不舍吗？今天昌平县明朝皇陵，禁止百姓进入打柴，并设立门户派人看守，每年还要派官员去祭祀。

圣祖几次南巡，都亲自到南京的明孝陵祭奠，实是自古以来没有的盛典。

朕又继承圣祖遗志，封明代皇帝后人为侯爵，并允许他们到明朝皇陵致祭。

这种恩典，虽在夏、商、周时，处理亡国君主的后代，也不能超过今天了。

如若逆贼果然是怀念前明，更当铭感于肺腑和梦寐之中，对我朝加以感恩崇敬，还能说什么内地是中国，边远地方是夷狄吗？这些逆贼，他不但在本朝可以说是汉族人中间的禽兽，即使在明朝也是一个禽兽。

而且他们不但把本朝比为禽兽，他们看待明朝，也是一个漠不相关的禽兽了。

【原文】又云："五六年内寒暑易序，五谷少成，恒雨恒，荆、襄、岳、常等郡，连年洪水滔天，吴、楚、蜀、粤，旱涝时闻，山崩川竭，地暗天昏。"

夫天时水旱，关乎气数，不能保其全无，所恃人力补救耳。

如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曾无损于一帝一王贤圣之名，但朕自嗣位以来，赖天地祖宗之福庇，阴阳和顺，风雨时调，五谷丰收，农民乐业，各省之内，间有数州县旱涝不齐，即令动帑赈济，民获安全。

湖广惟上年江水泛涨，有伤禾稼，即特发帑金，筑堤捍御，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

幸六年之内，各省薄收之处不过数州县耳。

倘遇大水大旱，不知又作何幸灾乐祸之说也。

方今天下，凡有知识之人，以及草木昆虫，皆居于戴高履厚之内，而云"地暗天昏"，盖逆贼之心昏暗，入于鬼道，固不知有天地矣。

至云："孔庙既毁，朱祠复灾。"

孔庙之不戒于火，唐宋皆有之。

明弘治时，被灾尤甚。

弘治非明代之贤君乎？若以此为人君之不德所致，则将来叛逆之徒，必藉此煽动人心，至有纵火焚毁，以及各府州县文庙者。

逆贼既称东鲁腐儒，附于圣人桑梓，而忍为此言乎？若朱祠之焚，未知果有其事否？但朱子祠宇遍天下，偶一被火，即关君德，则诸儒之祠宇何穷，宁能保其一无回禄之灾乎？至云："五星聚，黄河清；为阴尽阳生，乱极转治之机。"

夫果至乱极之时，有此嘉详，犹可附合其说，今天下吏治虽不敢曰尽善，然已大法小廉矣，民生虽不敢曰安，然已衣食粗足矣。

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正万国咸宁之时，而乃云"乱极"乎？且食草木者何人，积尸者何地，逆贼能确指之乎？昧心丧理，总不举首仰观于天也。

昊苍之所以恩眷本朝者，历代未有若斯之厚，而且显也。

朕即位之初，孝陵蓍草丛生，六年之秋，景陵芝英产于宝城山上，以至双岐五秀之嘉禾，九穗盈尺之瑞谷，五星聚于奎璧，黄河清于六省，骈实连株之应，卿云甘露之祥，朕虽不言祯符，而自古史册所艳称而罕观者，莫不备臻而毕具。

而逆书则云："山崩川竭。"

试问此数年来，崩者何山，竭者何川，能指出一二否乎？【译文】

又说："五六年以内，寒暑颠倒，五谷缺少收成，忽雨忽旱。 荆州、襄阳、岳阳、常德等府，连年水灾，洪水滔天。 吴、楚、蜀、越等地方，旱涝的消息不断传来。 山崩河枯，地暗天昏。"

关于水旱灾荒出现，与自然运行的气数有关，不能保证它完全没有，只能依靠人力加以补救。

比如唐尧时有九年的大水灾，商汤时有七年的大旱灾，这并没有对他们的贤圣名声有一丝损害。

但是自从朕继承帝位以来，依赖天地祖宗的保佑，阴阳和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农民安居乐业。

各省里面，或者出现几个州县旱涝不匀，便马上下令发款救济，百姓因而获得安全。

湖广地方只有去年长江涨水泛滥，对庄稼有所损害，朕及时地动用资金，筑堤防洪。

这是天下臣子和百姓都知道的事。

有幸的是在六年以来，各省庄稼歉收的地方，不过几个州县而已。

如果遇上大水大旱，真不知这些逆贼又该幸灾乐祸地说些什么了。

现在的天下，凡是有知识的人，以及草木昆虫，都居住于天覆地载之内，而却要说天昏地暗。

这是因为逆贼的心是昏暗的，已经进入鬼道，所以便不知道有天地了。

至于他说："孔庙既被烧毁，朱熹祠庙又遭了火灾。"

孔庙不慎发生火灾，唐、宋朝都曾发生过。

明朝弘治年间，受灾更为严重。

弘治皇帝不是明朝的一位英明的贤君吗？如果说孔庙失火是皇帝无道才出现的，那么将来进行叛逆的人，必然要借此来煽动人心，甚至去故意放火烧孔庙和各州县的文庙。

逆贼既自称是东鲁的一名腐儒，攀附孔圣人作老乡，竟能忍心造这种谣言吗？至于朱熹的祠庙被烧，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事？不过朱子的祠庙遍于天下，偶然有一处失火，便说是与皇帝丧失道德有关，那儒家先贤的祠庙数不清，谁能保证它一处也不发生火灾呢？至于"五星聚，黄河清，是阴气丧竭阳气生长，天下由乱到治的吉祥征兆"。

如果真是天下处于极乱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还可以加以附会去说。

而今天天下的吏治虽然不敢说尽善尽美，然而也达到制度基本完备，官吏小有清廉了；百姓生活虽不敢说十分丰足安定，然而也已经可说达到温饱，衣食可以自足了。

四方安定无战事，百姓康乐幸福，人口不断增加，田地日益开垦拓广，万国一派太平景象，这怎能说是极乱的时候呢！至于吃草根树皮的是什么人？尸积如山的地方在哪里？逆贼能准确指出来吗？昧尽良心丧尽天理，总不想抬起头来看看上天啊！苍天所以降恩保佑于我朝的情况，是历代从来没有过这样深厚和明显的。

朕即帝位那一年，孝陵上蓍草一丛丛生出；雍正六年秋天，景陵出生灵芝草于宝城山上；又有产生双穗、五穗的麦子，九穗长达一足的谷子，五星聚于奎星和璧水之间，黄河澄清于六省之地，一蒂两果连株而生的瑞应，彩云出现甘露下降的祥兆。

朕虽然不注重祥瑞的出现，但自古以来史册上记载而罕见的种种祥瑞，没有不齐备而出现的。

而逆书却说当今出现山崩河枯的凶象。

试问这几年来，崩塌的是什么山？水竭的是什么河？能指出一二个来吗？

【原文】

夫灾异之事，古昔帝王未常讳言。

盖此乃上天垂象，以示儆也。

遇灾异而能恐惧修省，即可化灾为福矣。

遇嘉祥而或侈肆骄矜，必致转福为灾矣。

朕于此理见之甚明，信之甚笃，故每逢上天赐福，昭示嘉祥，寤寐之间，倍加干惕。

并饬内外臣工，共深敬谨，若涉冰渊，所颂谕旨，已数十次，朕岂敢欺天而为此不由衷之语耶！数十年来，凡与我朝为难者，莫不上干天谴，立时殄灭。

如内地之三逆，外蕃之察哈尔、噶尔丹、青海、西藏等，偶肆跳梁，即成灰烬。

又幺么丑类，如汪景祺，查嗣庭、蔡怀玺、郭允进等，皆自投宪网，若有鬼神使之者。

今逆贼曾静，又复自行首露。

设逆贼但闭户著作，肆其狂悖，不令张熙投书于岳钟琪，其大逆不道之罪，何人为之稽察，不几隐没漏网乎？而天地不容，使之自败，朕实感幸之。

昔明世嘉靖，万历之时，稗官野史所以诬谤其君者，不一而足。

如《忧疑议录》、《弹园杂志》、《西山日记》诸书咸讪诽朝廷，诬及宫壶，当时并未发觉，以致流传至今，惑人观听。

今日之凶顽匪类，一存悖逆之心，必曲折发露，自速其辜，刻不容缓，岂非上天厚恩我朝之明征欤？又云："自崇祯甲申，以至今日，与夫德以迄洪武，中间两截世界，百度荒塌，万物消藏，无当世事功足论，无当代人物堪述。"

夫本朝岂可与元同论哉？元自世祖定统之后，继世之君，不能振兴国家政事，内则决于宫闱，外则委于宰执，纲纪废弛，其后诸帝，或欲创制立法，而天不假以年，所以终元之世，无大有为之君。

【译文】关于灾异的事情，古代的帝王并没有什么顾忌而不敢说，因为这是上天用这种景象来警告世人的。

遇到灾异而心怀恐惧，努力修德来平息上天的愤怒，就可以化灾为福了；遇到祥瑞吉兆而骄傲起来任意放肆，必然要转福为祸。

朕对于这个道理看得十分清楚，并且牢固地相信。

所以每遇上天降给福气，出现祥瑞，朕于睡眠当中，也要倍加兢兢业业，警惕出错；同时也要命令内外官吏，谨慎处理政务，如同走过结冰的深渊一样步步小心。

为此所颁发的谕旨已经有几十次了，朕怎敢欺哄上天，而说这些言不由衷的话啊！几十年以来，凡和我朝作对的人，没有不受到上天谴责、立刻就被消灭的。

比如内地的吴三桂等三个逆贼，边境外藩的察哈尔、噶尔丹、青海、西藏等地，偶然跳梁，便立刻成为灰烬。

又如妖魔小丑如汪景祺、查嗣庭、蔡怀玺、郭允进等，都是自我暴露投入法网，好像鬼使神差一般。

现在逆贼曾静，又自己把自己暴露出来。

假设逆贼只是闭户著书，抒发他的狂悖思想，不派张熙到岳钟琪那里投书，那么他大逆不道的罪恶，又有谁去稽察？不是要隐没漏网吗！而天地鬼神都容不下他，使他自行败露，朕心里实在感谢欣庆。

过去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稗官野史著作中，诬谤他们的君王的，不止一部书。

比如《忧疑议录》、《弹园杂志》、《西山日记》等书，都是讥讽诽谤朝廷，诬蔑宫室的。

当时并没有发觉，以至流传到今天，迷惑人的视听。

今日的凶顽匪类，一旦心存悖逆的想法，必然要曲折的暴露出来，自己加速灭亡，一刻也不肯迟缓，这难道不是上天对我朝特别恩厚的明证吗？又说："自崇祯甲申到今天，和从宋末德年间至明初洪武年间，是个两截不同的世界，百事荒废，万物消藏。 没有什么对世道有功绩的事可说，没有什么英雄人物可以记述。"

本朝怎能和元朝相提并论！元朝自元世祖建国以后，继承他当皇帝的君王不能振兴国家，政事在内则决定于宫闱妇人，在外则大权交给宰相，纲纪废弛。

其以后几代君王，或者想创立新的治国办法，而上天不给他以寿命，所以一直到元朝灭亡，没有出现一个大有作为的君王。

【原文】

本朝自太祖、太宗、世祖，圣圣相承。

圣祖在位六十二年，仁厚恭俭，勤政爱民，干纲在握，总揽万几，而文德武功，超越三代，历数绵长，亘古未有。

朕承嗣鸿基，以敬天法祖为心，用人行政，无一不本于至诚。

六年以来，晨夕惕厉之心，实如一日。

朕虽凉德，黾勉效法祖宗，不敢少懈，是岂元政之可比哉？且元一代之制作，及忠孝节义之人物，亦史不胜书。

《元史》独非明洪武时之所编辑乎？其称太祖则云："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

称世祖则云："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信用儒术，立经陈纪。"

是明之于元帝誉美如此，而云"无当世事功足论"乎？且《元史》专传之外，其儒学、循良、忠义、孝友诸传，标列甚众。

而云"无当代人物堪述"乎？

《元史》系明太祖所修，而逆贼云尔，是厚诬明太祖矣。

乃称欲为明复仇乎？夫天眷帝德，以为保定，朕惟兢兢业业，夙夜基命，则自蒙上天嘉佑，历世永享太平，为内外一家之主，岂一二禽兽之吠鸣，可以惑人心而淆公论哉！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父子尤重。

天下未有不知有亲者，即未有不知有君者，况朕之俯视万民，实如吾之赤子，朕清夜扪心，自信万无遭谤之理。

而逆贼之恣意毁谤，果何自而来乎？

夫造作蜚语捏饰诬词，加之平等之人，尚有应得之罪，今公然加之于君上，有是理乎？何忍为乎？朕思秉彝之良，人所同具，宇宙亿万臣民，无不怀尊君亲上之心，而逆贼独秉乖戾之气，自越于天覆地载之外，自绝于纲常伦纪之中，可恨亦可哀矣。

逆贼之所诋毁者，皆禽兽不为之事，而忍心加之于朕，朕实不料吾赤子之内，有此等天良尽丧之人。

普天率土之臣民，定不为其所惑于万一，但天壤间，既有此诞幻怪异之事，则天下之人情不可以常理测度，或者百千亿万人之中，尚有一二不识理道之人，闻此流言，而生几微影响之疑者。

是以特将逆书播告于外，并将宫廷之事宣示梗概，使众知之。

若朕稍有不可自问之处，而为此布告之词，又何颜以对内外臣工，万方黎庶，将以此欺天乎？欺人乎？抑自欺乎？朕见逆贼之书，坦然于中，并不忿怒，且可因其悖逆之语，明白晓谕，俾朕数年来寝食不遑，为宗社苍生忧勤惕厉之心，得白于天下后世，亦朕不幸中之大幸事也。

特谕。

【译文】

本朝自太祖、太宗、世祖，圣明的君主一代代继承下去。

圣祖在位六十二年，仁厚恭谦，勤政爱民，君权在手，总揽一切。

而文德武功，超过了夏、商、周三代，在位年数的长久，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

朕又继承了基业，以尊敬上天，效法祖宗为心愿，用人和处理行政，没有一点不是出于至诚。

六年以来，朝夕怀着警惕谨慎的心情，如同一日。

朕虽然德才平庸，但努力去效法祖宗，不敢有一点松懈。

这岂是元朝的政治能比拟的吗！而且元朝的功德业绩及忠孝节义的人物，也是多得史不胜书。

《元史》不就是明朝洪武年间所编辑的吗？其中称元太祖成吉思汗"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

称元世祖忽必烈"肚量宽弘，知人善任，信用儒术，注意经史"。

这是明朝对于元朝皇帝的称赞评价，而能说是没有什么对世道有功绩的事可说吗！而且《元史》除专传以外，其他还有儒学传、循良传、忠义传、孝友传等，所列的人物很多，而能说是没有什么人物可记述的吗！《元史》是明太祖所编定，而逆贼如此说法，实际上是对明太祖很大的诬谤。

这样的人，还敢自称要为明朝复仇呀！上天爱护有道德的君王，并且保佑他。

朕只能兢兢业业，日夜秉承天意，那么自然会受到上天的赞许和保佑，一代代永享太平，做中国内外一家之主。

这岂是一二个禽兽的狂吠啼叫，就能够蛊惑人心混淆公论的吗？

人生于天地之间，最重要的没有比得上伦理纲常的。

君臣是五伦中的第一伦，比父子伦常更为重要。

天下没有不知道有亲的，也就没有不知道有君的。

何况朕抚育亿万百姓，实是犹如对待孩子一样。

朕在深夜扪心自问，自是决不会遭人诽谤的道理，而逆贼的恣意诋毁诽谤，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引起的呢？造作流言蜚语，编织诬蔑不实之词，加到平等身份的人身上，还有应得之罪，如今竟公然加到自己的君王身上，有这种道理吗？能忍心这样做吗？朕想遵守上天的良好常道，是人类所共同具有的本质，宇宙间亿万臣民，没有不怀着尊敬君王亲近皇上的心意，而逆贼却独独秉受乖戾的邪气，自己跑到天盖地载的国家以外，自己绝灭于伦理纲常之中，真是既可恨又可哀啊！逆贼所诋谤的话，就是禽兽也不想干这事，而却忍心加到朕的身上，朕实在料不到。

在朕抚爱的赤子之中，竟有这种天良丧尽的人。

普天下全国家的臣民，一定不会被他这些悖逆的话蛊惑于万分之一。

但是天地间既有这种荒唐怪异的事，那么天下的人情，也不可以用常情去推测，或者在百千亿万人的中间，还有一二个不识道理的人，听到这些谣言而产生一些微小影响疑惑的。

所以朕特地把逆书公告于社会，并且把宫廷内的一些事情宣示一个大略梗概，使大家都知道。

如果朕稍微有一点不敢公开说明的地方，而却作这篇布告之词，那么又有什么颜面去对内外臣下，各地百姓呢？是要拿它欺骗上天吗？欺骗别人吗？还是自己欺骗自己呢？朕看到逆贼的书信，心中是十分坦然的，并不忿怒，而且可以就着他那些悖逆的话，明白地向全国晓谕事情真相，以使朕几年来顾不上吃饭睡觉，为国家为百姓而忧愁勤劳的心思，得以告知天下和后世。

这也是朕的不幸中的大幸了。

特此谕告。